《张治中回忆录》是张治中在生前留下的一份自述。它由张治中和余湛邦共同撰写，三易其稿，历时十年而成，不仅详细记述了张治中过去六十年在政治、军事和教育等方面的种种活动，生动地展现了他为国为民而奋斗的一生，而且还保留了丰富的原始档案材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学术界深入研究张治中的各种思想、抗战初期湖南的社会状况、新疆的和平解放、国共关系的发展以及两次淞沪抗战等有要作用。但同时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该书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协会的建立与发展成为暂时带领农村改革的主体，承担了农村政权的主要任务。此时，安徽省肥西县依托于党中央的政策与法律，也开始了初期的农民协会的建立与发展，为当地乡村经济的恢复、人才培养、社会风气的塑造提供了领导基础。新时代以来，百强县肥西县为推动乡村地区的振兴发展，从历史中的农民协会寻找时代价值，并继承了农民协会的内在精神，为肥西县平安乡村的建设，提供了价值导向，走向了乡村发展的善治之路，且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了路径抉择。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大规模蔓延，影响到我国大范围地区和群体。这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经由媒介化信息的再现重构，经过受众的信息接收及反应之后，逐渐演变成创伤性事件，并形成创伤记忆。为了应对重大突发情况下的创伤反应，在充分理解疫情期间社会不同群体的创伤反应的基础之上，尝试性地提出把创伤记忆以鲜活、有效的方式呈现出来，并采取多元化的方式修复和抚慰创伤。这对个体自我修复、社会心理救助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应急体系的完善等具有重要意义。

“我”是指沾染了世俗气息的我，“吾”是天然本性的我。“吾”的质性经过外部和自身因素的施动作用而分化出“成心”和“有待”的“我”。庄子为达体道超脱之境界做出策应，主张“吾”通过“心斋”和“坐忘”来达到“丧我”。心斋的境界是虚，即虚以待物，以虚来强调心灵的涵容性，让自己摒除杂念，虚静纯一，内心复归于空明洁净，以凸显“吾”的存在；“坐忘”要求进入到物我两忘、是非皆泯、十方虚空、一灵独觉的境界，如此便可“同于大通”，达到心凝形释、神与物游、与物冥一的“物化”状态，“物化”之后，人的身心两方面俱得超脱，由此便实现了体道逍遥的最终目标。

作为一项独立的救济措施，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设立丰富了反家暴工作的法律内涵，弥补了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家暴行为法律规制的不足。经过我国《反家庭暴力法》施行四年来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基本的适用流程，发挥出了基本质效。但由于该项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从成文规定到具体落实过程中还存在着申请率不高、举证难、认定难、执行难等问题。文章主要运用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实证分析法等方法，从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安徽省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例分析入手，对实践中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施困境深入探析，并就如何进一步从顶层设计、证据规则、工作机制、惩戒措施等方面激发制度的活力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不仅包括传统的反哺性补偿，还应包括可以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的内生性利益补偿机制。文章结合安徽省11个粮食主产区（县）283份农户实地调研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安徽省粮食主产区内生性利益补偿机制的影响因素，发现粮食产品再加工、特色农产品品牌培育、鼓励创新机制、农业专业合作社和农产品物流配送对内生性利益补偿机制有着直接的影响效应，粮食补贴、粮食价格、农资价格、粮食产量、农田水利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对内生性利益补偿机制有着间接的影响关系。新型农村合作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对内生性利益补偿机制的影响效应不大。

选取我国2013—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对制度环境、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所有制对上述关系的影响。实证结果得出：制度环境与政府补贴有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制度环境强化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相比较国有企业，制度环境、政府补贴对非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

《海上钢琴师》是意大利作家亚历山德罗·巴里科的代表作之一，其中主人公一九〇〇至死不愿下船的行为引起过学者们的广泛探讨。 多数学者的观点因过多关注了这一行为的消极影响从而滑向了童年决定论。但若从异托邦的视角出发，对一九〇〇所处的空间进行异托邦特征解读并详细探讨作品中异托邦空间和主流空间的权力关系，便会发现一九〇〇拒绝下船的行为代表了异托邦空间中他者的力量对主流空间内权力入侵的反抗。在主流权力企图以各种形式规训身处异托邦中的他者的同时，他者自身也在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抵 御着来自主流空间的控制，而这正是一九〇〇不下船行为的动力所在。

《一种想象的生活》的主体脉络，是主人公奥维德与自然相处模式的探索历程。经历了蜜月期、瓦解期以及重构期，奥维德最终依然没有逃脱死亡的命运。究其根源，奥维德囿于自我认知，缺乏对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的深度考量。“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最高旨归，两者形成合力共同发展，才能达到褪却原始的重构和复归。

汪曾祺小说充满着对人的关怀、尊重与欣赏，呈现出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士大夫人格的继承，使其在创作上融合了中国传统价值取向与自身气质上的异质因素，成为“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士大夫情怀深刻影响了汪曾祺的人道主义书写方式，他以雅趣表达底层关怀，以美德构建人道理想，以温情进行现实批判，以闲笔滋润世俗心灵，流露出对社会的责任意识以及对生命品质的思考。基于汪曾祺兼收并蓄的思想特质，从接受人道主义、在士大夫情怀影响下形成中国式的人道主义思想、小说特色书写三个层面，探讨汪曾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小说创作。

中国古代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自然观，在作画时奉行以小见大的宇宙观，以尺画显天地，在描绘客观事物自然属性的同时，更加注重表达画者主观的内心世界。古代自然观以哲学性探讨为依托，以参禅悟道为主要形式展现。道以艺现，绘画建筑等艺术形式囊括于艺之中并显现出独特的布陈置势，画道之理。中国山水画在全景式构图中通过山川之势与“人间之味”的排列布局体现人与自然相和之意，于截景之中突出刻画山川之性营造气韵生动之境，山通情，人晓意，达到物我相融的境地。中国山水画之意境展现出千人千味，生机百生，在传统自然观的影响下可观乾坤之景。

为了解中外户外音乐文化的发展现状，以及探讨如何满足观众对音乐文化需求，通过收集数据资料并运用文献分析法，重点分析了国内户外音乐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与国外户外音乐文化的传播影响力相比，中国的户外音乐文化除了迷笛音乐节和草莓音乐节具有代表性外，有相当一部分缺少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从而限制了户外音乐文化整体向质转变的速度。所以，提高户外音乐文化的内容质量，提升服务水平和强化自身的文化特性，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和促进文化价值的传播，最终使越来越多的户外音乐文化成为音乐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20世纪20年代上海经济的进步和舆论环境的改善，上海的大小报都进入了鼎盛发展时期。正在这时，上海发生了莲英案——名妓王莲英被阎瑞生杀害，由于她在当时颇有名声，该案随之成为大小报争相报道的对象。但是，大报和小报在报道方式和价值选择上却有明显的差别。大报聚焦于事件本身，详细报道了案件的审查经过和结果，批评了案件背后的不良社会风气和娼妓制度；小报则对王莲英的“花国总理”身份进行了极大的渲染，报道中也充满着对她的同情和尊重。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这种报道差异不仅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传媒生态环境的体现，还是上海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缩影。

近代以降，中日两国交流、对抗日益频繁，尤其是国力对比发生逆转，国人的日本观不断演变。江南士绅徐兆玮生活的时代恰值近代中日关系巨变时期，在其横跨近半个世纪的日记中，留下了有关日本的大量文字，为考察其日本观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撑。甲午战败，使徐兆玮等一代人日渐警觉，并反思日本成功之道以寻求应对之策。随着日俄战争中日本取胜，加之清末新政的推动，向日本学习的呼声日益高涨，徐兆玮前往日本留学，在比较中接受先进文明陶染。此后，日本侵华野心不断凸显，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在江南的种种暴行亦见诸于徐兆玮的笔下。其个人生命史中日本观的演变，亦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缩影。

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利用文献资料梳理了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镇蒙古袍制作过程，生产制作的基本现状，分析了乌里雅斯太镇蒙古袍制作生产与销售面临市场狭小、销售困难、产量低、传承与品牌建设困难以及现代服饰的冲击等问题，提出要在政府政策引导下完善传承机制、增加销售渠道、进行品牌建设等建议，旨在为传承与保护、生产与销售乌里雅斯太镇蒙古袍提供一些建议。

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对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对外新闻报道中的叙事建构是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基于蒙娜?贝克的叙事理论，对最近两年来中国面向东盟的英文新闻报道及相对应的中文报道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译者在新闻编译中多采用时空建构、文本素材选择性采用与标示性建构等策略来对原文进行翻译叙事重构，突显能彰显良好国家形象的叙事，弱化与国家形象建构关系不大的叙事，在国际语境中建构与传播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

勒菲弗尔的“操纵论”认为，翻译就是一种改写，改写就是一种操纵。所有的改写，无论其意图，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旅游文本的翻译也难免受到译者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纵。文章依据勒菲弗尔的“操纵论”，通过对甘肃景点介绍翻译案例的分析，探讨并总结归纳出基于“操纵论”的甘肃景点介绍旅游文本英译翻译策略，以期提高甘肃旅游文本的译文质量，为甘肃旅游文本翻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借鉴，进而推动甘肃旅游业发展。

“都”追补句是有悖于传统汉语语序的一种句子，常出现在日常对话之中。在句法上表现为追补前句子结构完整，不缺句法成分；追补后影响并改变了原句句类的性质和感叹的内容。从“都”追补句所处的序列环境来看，可分为三类：高交互性谈话中的“发起-回应位置”、高交互性谈话中的“发起位置”和扩展性讲述中的“发起位置”。从语气表达的强度来看，句末追补副词“都”的语气值处于“弱-较强-强”的一个连续统中。通过立场三角理论的分析结果可知，说话人在交际时采用句末追补副词“都”的方式是为了表达情感和评价立场，以及实施立场认同行为。

目的：厘清和月亮语义关联的词汇之间的关系，包括其词源及其在英语中使用的状况和文化蕴涵。方法：把相关的问题置于印欧语文学研究方法框架内进行，特别是其词源的语音演化过程。结论：相关词汇中，有些为印欧语词源，有些则否；有些在英语中可用于构词；有些则否。意义：是为印欧语文学研究方面的一次有益尝试，对相关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尚未见于学界，当裨益于有关理论研究和英语词汇教学实践。

口译不仅是语言交际的过程，而且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由于中法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社会风俗、历史文化等环境不同，导致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礼仪举止和文化寓意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在法语口译中，这些涉及到文化背景差异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涉及到日常用语习惯不同、语句语序不同、数字用法差异等翻译问题可能会导致跨文化交际障碍。因此译员只有注意到这些问题，重视目的语用语习惯，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才能有效地提高口译质量。

英语文学是英语专业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作品和文学批评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提升对英美文化和历史的整体认知，更会加深其对西方时代价值和主流话语的思考，培养其分析和批判能力。英语文学课程思政中，教师应当传播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及与之兼容的文学批评理念，加强文化交融，兼顾内容方法，注重协同育人。在坚持中国立场和融入时代的基础上，教学中要帮助学生客观判断和理解文学话语，塑造系统性、复杂性的认知思维，坚定文化自信，从而成为有家国情怀、人文关怀和世界胸怀的英语专业毕业生。

以学生为中心推进地方高校一流课程教学，在教育教学思想上，要着力解决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首先是“为谁教”与“为谁学”的问题，协同育人，是课程教学的定位原则；育人渗透，是课程教学的难点之处；师范示范，是课程教学的主体特征。其次在“教什么”与“学什么”的问题上，注重内外兼修，解决学习的广度问题；注重学以致用，解决学习精度问题；注重因材施教，解决学习难度问题。最后需处理“怎么教”与“怎么学”的问题，以培育学生学习主动性、学习个性化、学习的创造性为目的，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有效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切实改进教学评价方式。

“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设计出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和创新性的来华留学生国际化人才培养规划是促进高校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才需求及特征分析，思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培养课程体系及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建立“四位一体”课程体系和“三阶段七模块”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课程体系建设，拓宽人才培养渠道，提高来华留学生的培养质量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