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异文化、跨文化研究是《诗经》研究史上一个重要的新视点，不论是对诗篇的解读还是对《诗经》本身价值的重估都是重要的突破口。《野有死麕》简单的文字中蕴含着丰富的“鹿”文化内涵，其与婚姻爱情主题紧密相关，如赠物寄情传统、婚恋礼俗和图腾崇拜等。这些文化内涵不仅可以与《野有死麕》的婚恋主题互相佐证，也能让《诗经》中涉及的礼俗更为明晰，为后续的研究扩展奠定文献基础。

“明光帝国”，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筹建伪政权的最初试验，为伪满洲国的出现做了铺垫。文章以近代中日报刊史料为依据，梳理相关新闻报道和社论时评，呈现“明光帝国”从筹建到取消的历程。通过对比分析中日舆论的宣传导向，进一步阐述伪政权炮制从“明光帝国”向伪满洲国嬗递、演变的过程，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侵略之外的支线活动。

弹词《再生缘》并非只是一个“架空”历史背景、虚构空间的女性幻想之作。作者陈端生虚拟了一个以历史为基础却超越历史现实的元代背景，构造了一个明君贤臣的错位时空；并从自我出发“分化”了两个性格迥异、且反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主人公孟丽君与皇甫少华，构成了一个独特的镜像模式。而这埋藏于文本中的“异托邦”式的隐性表达，是身为才女的陈端生利用清代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身份优势的一次大胆的自我表达和空间突破。

近年来，在社会急速变迁的大背景下，社会竞争加剧，青年群体面临新的成长困境。网络自嘲作为青年群体抵抗主流价值观和自我情绪纾解的一种方式，不断形塑流行的网络亚文化。本研究通过情绪传播这一独特视角发现，青年群体通过双重对立的情绪表达，藉由以“戏仿、诱发和共在”为特质的情绪传播机制，建构情感共同体追求身份认同，进行自我污名化的情绪传播。尽管网络自嘲已经成为青年群体进行自我调适的新方式，但依然折射出青年负向自我认知的心理危机，需要引起社会关注并予以合理引导。

基于城市综合质量、双向时间距离等多角度构建引力模型，剖析合肥—南京双城都市圈经济联系时空格局，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索城市经济网络的空间结构。研究发现：合肥—南京双城都市圈经济联系强度呈现双核引领、“东强西弱”“中部强南北弱”的格局；都市圈间互动性较弱，交集区域协同发展潜力巨大；合肥经济网络关联的正外部性未充分发挥。经济联系网络渐趋紧密，但程度不高、结构稳定性弱；都市圈总体上的资源辐射能力强于资源集聚能力；核心城市“一家独大”的局面有所弱化，区域经济联系不均衡性得到改善。凝聚子群地域邻近性强但城市构成不稳定，南京都市圈内部子群凝聚力较强。因此，要强化圈际衔接，打造一体化交通，建设科创共同体，携手共建产城融合。

城市新移民群体社会融合过程中的身份认同问题事关社会稳定与发展，在媒介化社会背景下探索该群体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过程和机制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运用长三角地区四座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城市新移民新媒体使用及其经过心理资本、社会距离两个中介因素影响其本地人身份认同的关系路径。结果表明：城市新移民的新媒体使用程度能够提升心理资本水平、缩小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距离，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的缩小能够增进本地人身份认同；新媒体使用程度虽然不能对城市新移民的本地人身份认同产生直接影响，但能够以社会距离为中介、以心理资本-社会距离为链式中介间接影响身份认同。这一机制的揭示有助于启发城市新移民利用新媒体进行自我赋权，也能够为社区利用新媒体建设有利于该群体社会融入的平台提供决策参考。

新中国成立初期，包括疟疾在内的各种疫病在广西猖獗流行，给当地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也影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中央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科学有效的防疫措施，对疟疾流行严重的地区进行重点指导。广西地区在中央卫生防疫方针的指导下，在开展疟疾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础上，经过严谨的科学论证，制定防治规划，成立防疫机构，培训医学人才，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对广大群众开展疟疾防治的卫生宣传教育，力图从根本上控制并消灭疟疾的传播。经过积极防治，广西地区的防疟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为此后的疟疾防治积累了经验。

民族卫生工作关系到各族人民的健康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少数民族地区严峻的医疗卫生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政权通过完善基层卫生组织、组建巡回医疗队、开展卫生宣传教育、群众性卫生清洁运动等方式，不仅使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得到迅速发展，防疫卫生网络初具规模，防病治病工作取得很大成效，天花、鼠疫、性病等严重危害各族人民健康的疾病基本消灭，疟疾的大面积流行得到控制，其他疾病亦显著减少，缺医少药、疾病猖獗、人口下降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通过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凝聚了人心，增强了少数民族同胞对新中国的向心力，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 的社会进步事业。

“南明”不只是单纯的断代史概念，在概念的流变过程中，限于言说者的立场与目的，其“概念”内涵多次变换，变换背后隐含着彼时的时代气氛、社会价值导向与言说者的精神动向。抗战时期，面对家国之难，台静农以《民族英雄张苍水》为题呼应社会中的“南明热”，但充斥着党争与变节的“居今”体验又促使台静农通过频繁的文本“手术”对“南明”概念重新赋义。从“南明”到“晚明”再到“亡明”的概念变迁史，是台静农“大道多歧”现实经历的投影，也折射出台静农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与对历史复现的惶惶忧惧。因此，从概念史的角度发现并定格历史概念“南明”在文学中的显影时刻，方便理解作家创作时的叙事选择与技法结构，更有助于理解在动荡时期台静农等文人的精神旨归与思想脉动。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为安徽省乡村旅游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新发展阶段安徽省乡村旅游发展战略制定广受关注。运用Delphi-SWOT-AHP模型对安徽省乡村旅游发展战略定位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识别安徽省乡村旅游发展SWOT的16个影响因子，利用Yaahp软件构建层次分析结构模型，计算出SWOT发展战略力度和类型方位角袁绘制战略类型强度图。结果显示，安徽省乡村旅游发展应采取积极的增长型发展战略（S-O战略），在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推进乡村旅游区域多边合作的同时，还应加强乡村旅游治理体系建设、打造乡村文化旅游特色品牌，以促进安徽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对体育锻炼、体质健康的知识更加深层次的了解，对提高健康水平的追求性与渴望性，均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采用文献资料、饱和经验、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安徽省842名农村老年人及163名乡镇干部展开调查。分析结果发现，农村老年人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存在均等化失衡、基础保障缺失、治理人本位失位等问题，基于此提出均衡农村老年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夯实农村老年人体育公共服务基础保障、明确农村老年人体育公共服务人本位主体等可操作性建议，从而全面提高体育促进健康的发展理念，落实老年人体育公共服务供需均衡的制度，强化老年人体育公共服务政策支持与落实，完善各项人力资源配套，构建更高水平农村老年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全民健身战略、满足全民健康需求的首要任务。

作为一项国家重视的新制度，河湖长制与其发展问题的研究日益活跃。河湖长制的实施有助于推动河湖污染治理，对促进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河湖长制的界定、建设过程、主要任务进行文献和政策的梳理与评价，并基于安徽省2011—2021年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块模型（Stochastic Block Model，SBM）对河湖长制实施与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安徽省水资源利用效率随着河湖长制的实施明显得到提升。但在制度实施过程中依旧存在着有待改善的地方。鉴于此，安徽省在未来发展河湖长制的过程中，应完善河湖长制度的法律建设、重视前期调研工作、做好治理的宣传工作，以实现河湖长制高效管理河湖的目的。

健康中国战略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健康领域中的生动实践。健康家庭是健康中国的社会基础。创建健康家庭的根本目标是帮助家庭成员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推动文明健康家庭成为健康中国的基点。家庭文明赋能家庭健康的实践理路是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开展健康家教，将健康中国行动部署在广大家庭落地生根，让爱国卫生运动优良传统在千家万户发扬光大；弘扬健康家风，令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成为健康家庭的日常习惯；依靠家庭力量，推动文明家庭创建与健康家庭创建同频共振，让家庭文明与家庭健康同向同行。

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改变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各个历史时期淬炼的精神品格，是赓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密钥，是契合新时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起点。新时代青年的历史主动精神建立在批判继承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上，孕育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基调之上，诞生于历史性的耐力斗争之中，挖掘历史主动精神与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涵摄独特价值，主要表现为认知层面上深化唯物史观素养，信念层面上熔铸历史自信，实践层面上提升历史主动。鉴于此，新时代青年必须强化理论本领，促进知行统一；学习先进典型，确立崇高理想；坚守初心使命，提升责任担当；善用历史方法，促进守正创新。

明清易代海立山崩的沧桑巨变深刻影响了顾贞立词的创作，其词在明末为细腻纤弱的女儿词，清初则从抒发浓郁的亡国之痛渐变为勉励兄弟子侄求取功名，反映了清初女性遗民复杂幽微的心路历程。此外，与其他女性词人多遵循女性词特定发展轨迹不同，顾贞立与百派回流的清初词坛联系更为紧密，她是梁溪词人群体的成员，又受花间草堂词人群体影响，其劲爽词风更与清初豪放一脉的“稼轩风”词人、阳羡词派遥相呼应，显示了顾贞立作为清初女性遗民词人心态和创作方面的独特性。

自巢湖十年禁捕之后，法院对行为人适用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这就为巢湖生态环境提供了刑事司法保护。可就该刑事司法保护而言，因法官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规范保护目的认识不足、生态修复措施与刑事制裁的关系尚未厘清、刑事责任的范围不明、生态修复措施的适用范围未被明确等原因致使生态修复措施在巢湖生态环境的刑事司法保护中未被适用，从而导致对巢湖的生态环境之刑事司法保护力度不够。因此，在对巢湖的刑事司法保护过程中，不断增强生态修复措施的适用乃妥善之举。

张籍指出，韩愈为文“多尚驳杂无实之说”，对韩愈文集作文本分析可知此言非虚。韩愈古文确实表现出“驳杂无实”的特征，反映出其信仰世界中的鬼神观念，形成因素是古代鬼神观念的影响、自身儒墨并用的意识及其早年经历，在早期杂文中已初露端倪，因元和十四年（819）被贬潮州后接触了岭南敬鬼神的风俗得到强化，在潮州的祭神活动和因此创作的一些祭神文和碑志中更加突显，并不背离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传统，而是成为儒家实现政治统治的辅助手段。

普里莫·莱维最初选择用“非虚构”的写作方式直面奥斯维辛，正视曾身处“灰色地带”而产生的羞愧，以书写对抗刻意的遗忘与历史的修正。在长达几十年的写作过程中，莱维逐渐对何为“真实”做出思考，并将非虚构与虚构交织融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叙述空间，在一定程度上绕开或搁置了他提出的“已经死亡的底层受害者才是真正的见证者，幸存者作为例外，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伪见证者”的悖论。在新的叙事空间中，莱维通过使用反讽的修辞手法及建构个人简洁、准确的叙述风格来使其作品上升到“作品性”的高度，在更高的层次上完成见证。

虽然女性性别之痛根源于父权制社会的权力模式，但女性同性暴力常被掩盖于男性统治之下。对同性施暴的女性一方面成为父权制社会的有力维护者，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与帮助了父权制的再生产。由于社会生态的衰变、乡村行政权的异化、农家经济结构的变迁、高度的封建性与新思想的阻断等因素，近代淮北乡村为女性相煎提供了暴力发生的情境。无论是家内族内如母女、婆媳、妯娌等的“亲密她者”，还是没有任何血缘亲情关系链接的“陌生她者”，都有可能转而成为“施暴的她者”。女性的真正解放，不能仅关注如何从男权社会中获得解放，也应同时走出同性相煎的藩篱，推动女性解放的进一步实现。

林译的“讹”可谓俯拾皆是，一直倍受争议。除了翻译，林纾能文、能诗、能画，共同构建了其古文家、文学家、画家等多元身份角色。从译者角色化入手，以《冰雪因缘》为个案，通过对原文和译文叙事手法、伦理价值及视觉审美三方面的分析，重新认识林纾的多元角色与林译文“讹”的生成机理。研究认为。林纾的各种社会化角色相互交织，互为补充，对林译的“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译者角色化有助于正确认识林纾对译文的各种调试和改造行为，从而更加全面客观地透视其社会人本质及翻译的社会化过程。

在先秦两汉“天人”思想影响下，雅乐与俗乐的审美目的、审美功能和审美特征“近而不同”。从分化过 程来看，雅乐“天人之和”与俗乐“天人之乐”的审美追求有别，审美主体对“神性”“人性”的选择随之不同，并在 “庙堂”“民间”的差异化场景中完成“分乐而序”。从合流成因来看，雅俗之乐以天人之情的同一性为基础，借助审美共通性推动天人之教，实现天人之美的价值统一。分化源于对“神”的崇拜，合流则见证“人”的崛起。

规模空前的中国现代化，不仅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也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发展模式、道路建构、理论创新三个层面对世界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从历史的维度看，是现代化道路的新范式；从实践的维度看，是世界现代化路径的新创造；从理论的维度看，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新飞跃。在人类现有现代化道路中独树一帜，不仅对后发式国家现代化具有示范引领效应，而且推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发展到新境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处理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探索和实践中，他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和新主张，主要包括：处理党群关系对党和国家意义重大；处理党群关系着力点在于重视并依靠群众、关键点在于联系群众、根本点在于造福群众；处理党群关系要做好对群众的宣传教育、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要建设好党员干部队伍。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关于处理党群关系思想，为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构筑新时期和谐党群关系，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通过梳理晚清学术著作对《毛诗传笺通释》的引用和评价情况发现，马瑞辰运用假借字判读的方法进行文字训诂既是对乾嘉学术的传承，又为晚清学者留下了足资借鉴的学术成果，其以三家《诗》证明毛《诗》所得出的学术结论，为晚清三家《诗》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晚清学者在《诗经》学研究方面对马瑞辰的重视程度不足。分析晚清学术著述对《毛诗传笺通释》的征引和评价，探讨马瑞辰对晚清《诗经》学的影响，可以更加充分地认识马氏《通释》在清代《诗经》学史上的学术价值，对学术界此方面的研究起到补充作用。

环境中磺胺类抗生素污染的快速检测对水环境监测及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分别以掺氮碳量子点、3-氨基丙基三乙氧基硅烷、乙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酯和磺胺甲基嘧啶为荧光源、功能单体、交联剂和模板分子，制备了对磺胺甲基嘧啶具有识别性的碳点基分子印迹荧光传感器（CQDs-MIP）。通过吸附实验，考察了功能单体添加量、溶剂种类和交联剂类型对CQDs-MIP性能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CQDs-MIP对磺胺甲基嘧啶的吸附过程符合Langmuir吸附等温模型和拟二阶动力学方程，并对磺胺甲基嘧啶具有高选择性，相对于磺胺嘧啶和磺胺二甲基嘧啶的选择性系数分别为2.28及3.02；在最优检测条件下，CQDs-MIP对磺胺甲基嘧啶的响应线性范围为2~100 mg·L^-1，线性相关系数R² = 0.9972；CQDs-MIP具有快速、灵敏地检测磺胺甲基嘧啶的能力。

基于2012—2019年数据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环巢湖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传统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的影响，并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经济网络中心度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环巢湖地区的传统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度逐年上升，其中合肥市辖区表现最好，其次是巢湖市、肥东县、长丰县、肥西县、庐江县；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传统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数字经济网络、旅游经济网络和传统文化经济网络都呈现“核心-边缘”结构，但密度较低，合肥市辖区在三个网络中都处于核心地位；三个网络的度中心度都正向调节了数字经济对传统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的影响。最后，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技术在传统文化产业与旅游业渗透、加强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包法利夫人》中运用了大量细致的服饰书写，体现了福楼拜对法国社会十九世纪初期时尚的认知与反思，也是解析爱玛命运的新视阈。服饰书写作为时尚的文学表征，是解读该小说现代性内涵的关键。法国社会现代化时期的转型状况，表现在使人的审美观念与消费行为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爱玛处于此前人从未历经过的现代性进程中，其悲剧命运的诞生有独特的时代动因。福楼拜以《包法利夫人》形象地反映了人物命运背后受物质时尚驱动的现代性内涵，呈现了时尚具有表现人“统一化”与“区分化”内在欲求的维度。

《良友》画报以他者视角进行了陪都建构与关于重庆的城市想象。重庆大轰炸在报道中并非重点，而是基于议程设置的策略性叙事。由于大轰炸与重庆风景并存，产生了看似割裂的“两个重庆”。但对上海“孤岛”读者来说，二者并不矛盾，风景的重庆与轰炸的重庆分别在雅克?德里达所言的“面甲”背后，传递着趋同的指令，即大轰炸无损于重庆的陪都地位，更无法影响坚持抗战的大政方针。以“孤岛”民众为代表的读者所要做的，就是服膺于“面甲”背后传递的价值观，即对抗战应具有高度信心，更要认同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部署与必胜的物质和精神资源。这样的导向既是部分抗日报刊的共性，更是《良友》画报作为“孤岛”抗日报刊的特殊视角所致。

中宗朝已开始将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视为一个文学群体，并称四人为“四杰”“四才子”，包括四杰在内的时人虽有就排名问题进行讨论，但较为零散，未成定论。自宋以降，“王杨”“卢骆”多两两组合排列，后或因“平前仄后”的发音习惯确定为“王杨卢骆”。受张说、刘肃杜撰的“裴行俭评四杰”一事影响，唐、宋多有因“重器识而轻文艺”的选官标准轻薄贬低四杰的情况。杜甫最先从诗文批评的立场为四杰正名，将四杰视作唐代文学发展历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一环。随着古人对诗文发展阶段的认识不断深入，王、杨、卢、骆四人上接齐梁传统、下启盛唐气象的文学观念以及写作实践逐渐得到挖掘、认可，四杰最终成为与沈宋、陈子昂并肩的初唐文坛代表人物。

探究《礼记》“寄”“象”“狄鞮”“译”说，乃古代翻译理论研究应有之题。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四概念少见系统的梳理与深入的研究。对“寄”“象”“狄鞮”“译”四概念进行初步的文献梳理与考证，可以得出四个基本结论：孔颖达“夷狄之语”说沿袭前人传统；“寄”“译”命名可能颇有渊源；“狄”“的”“敌”三概念一脉相承；因“汉” 称“译”说不乏穿凿。这四个基本结论，既深化了对四概念本身的理解与把握，又对现代翻译理论的相关概念提供了新的审视视野。

“分理”在戴震的伦理学中是指人与人的区别和融通，其内核是一般性的“情欲”，因此为了明晰“分理”，他采取“以情絜情”的方法。但这一方法在实践过程中存在隐没他者“情欲”诉求的可能性，所以仍需要我们去改进和优化。研究者在“絜情”之外补充了“心知”，文章在此基础上又引入“人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对话等理念，一方面把他者提升到不可同化的高度，另一方面通过对话把他者的“情欲”呈现出来，以期在明晰“分理” 的道路上将“絜情”推进一步。

借助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围绕新文化运动时期戏剧观念与实践，从而避免了单一视野对事实的遮蔽，尽可能对历史现场加以阅读。通过梳理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戏剧争论与现实的互动，有助于厘清出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戏剧次场的生成逻辑院基于政治理想的斗争与占位，其中涉及对经济资本的反抗。旧戏与文明新戏对经济资本的臣服已然不适应戏剧次场所被要求承担的社会责任，由此戏剧争论与现代话剧的生成展示出别样色彩，其根源来自于紧张的社会场关系以及对戏剧社会功能的共识。

中国古代艺术批评思想中有“师心”“师古”“师造化”等艺术创造方法，为历代艺术品评过程中提供艺术创造的参考对象。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间，艺术创造的“师法”对象也不尽相同，反映出当下艺术和艺术家的价值审美取向，成为同时期艺术创作的标杆和参照。通过梳理历代对“师法”的艺术批评文献，结合特定历史时期时代背景分析其“师法”对象的变化，分析其在“法”的背离与回归中所产生的“逸”的艺术范畴，研究“师法”美学内涵中主客体间的“双向”式互动，总结中国历代艺术批评思想中关于“师法”的演进和对“法”的背离与回归。

目的 钝齿棒杆菌厌氧发酵时，其主要代谢产物为琥珀酸和乳酸。敲除乳酸脱氢酶基因（LdhA）可以减少乳酸的生成，提高钝齿棒杆菌产琥珀酸代谢途径的通量。方法 为获得乳酸脱氢酶基因缺失的钝齿棒杆菌突变株，先通过PCR扩增获得LdhA基因的上、下游同源重组臂及卡那霉素抗性基因（Kn），然后通过融合PCR技术将LdhA基因上、下游同源重组臂与Kn抗性基因连接构建打靶片断与打靶质粒。结果 先后成功构建了打靶片段?LdhA::Kn、打靶质质粒pCVD442-?LdhA::Kn与供体菌株E.coli β2155/pCVD442-?LdhA::Kn，并成功筛选到具有卡那霉素抗性的钝齿棒杆菌单克隆菌株。结论 PCR鉴定与乳酸脱氢酶活力分析结果表明，钝齿棒杆菌基因组中LdhA基因被Kn抗性基因替换，LdhA基因敲除成功，为后续利用钝齿棒杆菌高产琥珀酸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病年数共计 36 年。疫病流行是自然环境与气候特征、自然灾害和社会变迁等综合作用之结果。从自然环境看，疫病流行受明清宇宙期整体气候和流域内独有环境特征之双重影响；从自然灾害与疫病流行看，灾害元素联系与作用构成的灾害系统形成了疫病流行的大环境，其中，水、旱、蝗灾害元素与疫病形成的关系最直接；从社会因子与疫病流行看，疫病流行最能反映国家防疫力度、人口变迁、经济发展、战争和灾荒等影响因子综合作用所发生的效应。多种因子综合作用构成了疫病流行的生态场域。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的三大苏区之一。在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根据地的干部队伍在数量、质量、产生上存在人数紧缺、思想政治问题突出、依赖委派制度的问题，迫切需要进行干部教育。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积极进行干部教育实践，如依托军校、党校、训练班提升干部的综合素养；创新干部考察方式，从实践工作中提拔优秀干部；开展全党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以上实践，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党的干部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增强了干部的军事技能和实战能力、锻造了大量地方革命斗争骨干、提高了干部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优化了干部队伍的阶级成分、加强了党内干部的纪律。

焦姥信仰的流传已有一千八百余年的历史，并在现当代成为巢湖地区重要的地方信俗。焦姥传说的文本从《三国志》逸文到现当代的演绎，已经形成数十个版本。文本层累的背后是焦姥信仰不断适应时代变迁以及与外来信仰之间张力的体现。而焦姥信仰的常量体现在其封闭性的特征之中。经过上千年的流传，焦姥信仰的范围始终限定在巢湖地区。这种封闭性与焦姥信仰本身、官方敕封的程度、巢湖地区的民风民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焦姥传播的封闭和当代焦姥普世的价值并不矛盾。充分利用好、挖掘好焦姥信仰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将有利于提升巢湖地域文化的话语权。

“亭子间文人”最初由毛泽东提出，但学界对其概念的界定游移于泛化与单向化两端。“亭子间”的空间压迫映射于文人对“近端秩序”与“远端秩序”的感知，前者使其在与棚户区底层工人、上海普通市民的相处中呈现异质性面貌，因此距“大众文艺”亦远，后者在纵向形态上通过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学场中心的比照中显映“亭子间文人”的边缘性窘境。与此同时，“亭子间”的飞地特质，使得青年文人的聚居生态进一步被塑成，并加强了左联的力量。两代“亭子间文人”沿着文学生产机制的上升途径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但“亭子间文人”中产生的分化亦具有更大的阐释空间。

1912年4月，上海租界内发生了一起日本人谋杀中国人的刑事案件，引发了热烈的舆论讨论与关注。此时正值中华民国初创，政权更迭，内外形势复杂，经过中方努力交涉，该案最终以中方胜诉，日本人被判以无期徒刑并赔款结案。此案件的处理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权与民权，为日后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借鉴。通过这个案件可以关注到近代中国人在领事裁判权限制之下谋求权益最大化所做出的努力，为领事裁判权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碑刻文字作为出土文献的一种，是研究古代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俗字是正字系统的补充和后备力量。承接汉魏六朝之势，北周及隋代俗字依然繁芜，是汉字史研究的宝贵材料。正因文字俗体纷杂，造型奇异，导致这一时期的碑志释读困难，已有碑志整理成果常常存在误释俗字的现象。文章择取其中十二则俗字进行疏证，以此校正已有释读错误，亦为近代汉字及汉字史研究提供参考。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一直重视党内监督问题。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也是加强党内监督的根本遵循。党对党内监督的重视，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党章对党内监督的规定和修改中。从党的一大纲领到十九大党章，关于党内监督的制度规定先后经历了初步形成、推进与曲折变化、发展与完善以及最新部署四个阶段，通过对党章关于党内监督相关内容的历史考察，总结和研究其经验启示，对新形势下进一步强化党内监督，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意义。

巢湖流域在安徽省乃至全国生态地位尤为重要。近年来，经过政府大力整治，巢湖流域环境明显改善，但仍存在部分环境问题尚未根治。梳理巢湖流域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总结其立法现状，发现存在立法结构失衡且体系分散、立法生态化不足、立法内容不完善等问题。以我国生态文明理念和流域综合立法的实践经验为理论指导，应当进行巢湖流域综合性立法，制定《巢湖流域保护条例》、提高立法生态化理念，以及从完善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政府环境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出发，构建并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为巢湖流域生态保护提供制度保障。

在成果导向、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提出并实践了面向职业行为能力的融教、学、做为一体的应用型课程族教学体系。教的层面，针对软件开发方向的不同专业课程间由于知识点覆盖或者紧密关联，导致课程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课程内容重复教学和孤立化的问题，提出项目导向的应用型课程族协作教学模式，介绍软件开发类课程族的课程体系建设，从综合性授课案例的设计、同能力阶段的课程协作教学方法、不同能力阶段的课程衔接三个方面阐述项目导向的课程族协作教学模式；学与做的层面，针对课内学时有限、教学内容陈旧以及教学模式单一的问题，形成以课程设计为抓手的合作实践平台，从课程设计内容的设计、实践平台的实施线路、多层次多维度的考核机制三个方面进行详情阐述；实战层面，针对课程知识点孤立教学导致能力培养的不连续性，难以提高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现象，构建符合软件开发周期的面向职业行为与能力的综合实训体系。

根据旅游分类国家标准，运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值，对环巢湖乡村旅游资源进行综合评价，再用最邻近点指数、标准差椭圆和缓冲区分析，从分布类型、方向和距离等方面开展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环巢湖乡村旅游资源多样性类型效应明显，组合状况良好，但大部分资源等级较低，品相一般，知名度和影响力较低，缺乏市场吸引力；乡村旅游资源空间不均衡集聚，集中在偏东北要西南方向，沿主要道路集聚，具有显著的交通依赖性。目前环巢湖乡村旅游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缺乏“内涵式”发展规划，未形成旅游合力。在全域旅游视角下，结合环巢湖乡村旅游发展现状，提出“一湖、一廊、三城、四区”的乡村旅游空间新格局，全力打造环巢湖乡村旅游圈，旨在促进全域旅游目的地的创建及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

移动短视频已经成为当前用户获取信息和放松娱乐的重要方式。移动短视频的封面是用户观看的直接入口，优质的短视频封面呈现方式能够吸引用户的关注。基于信息采纳模型，结合情境学习理论与图式学习理论，研究移动短视频封面的呈现方式对用户使用意向的影响及其机制。通过实验研究发现，短视频封面的呈现方式不同，对用户使用意向的影响不同；感知有用性是封面呈现方式对用户使用意向的中介变量；短视频类型在封面呈现方式与感知有用性关系之间起调节作用。

乾嘉之世，书法面临碑学审美新风尚的日益盛行，再加之生纸与羊毫笔等新工具材料的广泛使用，一套新的技法体系、特别是其中的墨法尚待建立。邓石如正是得此时代之势，又积勤学之功，充分利用了生纸与羊毫笔的特性，形成了遒润古拙、浑厚苍茫、具有浓厚金石气的鲜明的墨法风格。文章在对邓石如墨法风格形成的内在审美机制的探析过程中，从其墨法与金石气、笔法、空间关系的理论分析出发，结合作品图像分析例证，对其墨法的表现技巧与美学内涵进行深入的解读，以期帮助读者更加立体地认识邓石如在书法史上的影响与意义，获得更多的启示。

通过比勘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的四种主要稿本，即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二十卷本，以及上海图书馆藏一卷本、三十卷本和十一卷本，可以厘清该书的版本源流和编纂过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十一卷定本是以三十卷本为主要依据，旁参以二十卷本和一卷本为代表的早期稿本修订而成。焦循对三十卷本所做修订，在内容与体例两方面为十一卷定本之编纂奠定了基础。此后，焦循以三十卷本为底本，综合此前诸本所载考证成果，进行了变更体例、校订讹误、增补论证、改变观点、改换论点等一系列调整工作，最终于嘉庆四年定为十一卷本。厘清《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的编纂过程与版本源流，有利于推进研究焦循的经学成就。

从西方国家引进的儿童动画均有中文配音译制版，如热门动画《小猪佩奇》简体中文版，但其汉语的过度欧化现象明显。以余光中、谢耀基等学者对过度欧化现象的评述为基础，对《小猪佩奇》简体中文版的过度欧化现象进行条分缕析，发现问题包括词层面虚词和人称代词冗余，句法层面前饰和主语过长、被动标记显化和单一化，措辞层面措辞不符合语域要求，对儿童语言学习产生了不利影响。从政府、委托者、译者、审校四个方面初步探讨应对策略，以期政府和影视行业重视此问题。

公安训诫是对情节轻微、尚不足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的行为进行的类似于批评教育的劝诫措施，其在功能与目的上与行政处罚中的“警告”具有相似性但缺乏救济途径，这些现实矛盾给滥用公安训诫提供生存土壤。判断训诫是否为行政处罚，不仅仅看其外在表现形式，还要结合其内容、法律依据及目的等综合判断，正确认定公安训诫的真实法律性质。此外，公安训诫是否属于行政处罚措施，是否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这些都应通过个案考察训诫书中所载内容是否给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造成实际影响进行分析。

目的：厘清和月亮语义关联的词汇之间的关系，包括其词源及其在英语中使用的状况和文化蕴涵。方法：把相关的问题置于印欧语文学研究方法框架内进行，特别是其词源的语音演化过程。结论：相关词汇中，有些为印欧语词源，有些则否；有些在英语中可用于构词；有些则否。意义：是为印欧语文学研究方面的一次有益尝试，对相关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尚未见于学界，当裨益于有关理论研究和英语词汇教学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