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发展，需要运用多元化的手段、当代化的观念和审美以及商品化的设计实践。通过对非遗产品的体验路径梳理，总结得出“物趣”“情趣”和“意趣”体验分类。以安徽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无为剔墨纱灯为例，以用户体验为视角，融合当下时代语境和审美取向，通过对剔墨纱灯的形式与材料、技艺体验和文化内涵等层面的产品设计实践，探寻无为剔墨纱灯产品创新设计的路径，不仅有效地传承和发展传统手工艺袁还提高产品与体验的文化附加值。对非遗产品的创新设计，文化推广等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延续了300多年的剔墨纱灯不仅是历史文化遗产，更是环巢湖区域民间美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充分反映了环巢湖区域的文化与艺术审美。以无为剔墨纱灯为研究对象，梳理其发展脉络与特质，着力对其审美价值进行系统分析，有助于在提炼特色元素、融合现代设计的理念下进行创新设计，更好地将剔墨纱灯带入公众视野，融入现代设计之中，摆脱固化的状态，让传统的剔墨纱灯真正“活”起来，更长久地达到保护、传承与创新的目的，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阶级（阶层）文化研究是文化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为全面了解目前国内外该领域研究的状况，丰富和深化阶级阶层理论研究，文章借鉴“三种研究理路、四层面研究内容”分类法对国内外有关阶层文化的主要研究文献的分布情况、阶级（阶层）文化的起源、涵义、类型和构建和谐阶层文化的途径等进行分梳。相较于西方，国内学术界对于阶层文化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这其中既缺少对于阶层文化的演进逻辑及其问题表征等的理论分析，也缺乏对于阶层文化整合的具体机制和实现路径等的系统的实证研究；既缺少不同阶层之间的比较分析，更缺少对于下层文化、新社会阶层文化的研究。从研究内容看，对阶层文化展开综合研究、深度研究是一种趋势。

《监察法》将人民检察院的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转隶于监察委员会，改变了传统侦诉关系，引起了监察调查中监察立案和律师介入制度与检察起诉的衔接问题。对此，可以借鉴中国古代监察与司法的关系，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监督与制约并举的监察思想，建立监察调查与检察起诉的程序制约机制。对于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应当建立监察立案与刑事立案两套程序，并区分两种程序的启动要件。 为保障被调查人的辩护权、发挥律师对监察程序的监督作用，在监察机关第一次采取留置措施后应允许律师介入。

公安训诫是对情节轻微、尚不足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的行为进行的类似于批评教育的劝诫措施，其在功能与目的上与行政处罚中的“警告”具有相似性但缺乏救济途径，这些现实矛盾给滥用公安训诫提供生存土壤。判断训诫是否为行政处罚，不仅仅看其外在表现形式，还要结合其内容、法律依据及目的等综合判断，正确认定公安训诫的真实法律性质。此外，公安训诫是否属于行政处罚措施，是否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这些都应通过个案考察训诫书中所载内容是否给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造成实际影响进行分析。

《刑法修正案（十一）》（2020）和“两高”发布的《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司法解释》（2016））规定了污染环境类想象竞合犯“择一重处断”原则。通过污染环境类想象竞合犯的结构-功能分析，得出“择一重处断”原则并不能“全面”评价污染环境类想象竞合犯行为及其侵害的对象、权益等。据此，从刑法基础和刑事政策基础出发，将污染环境类想象竞合犯司法处断原则重新界定为“择一重综合处断”原则，并展开其在定罪、量刑上的适用和提出司法文书释明的建议。文章还进一步研究了污染环境类罪名未被作为重罪名定罪时污染环境类想象竞合犯“择一重综合处断”的特有内容和形式。

伴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网红经济”应运而生，悄然影响着用户的交互形式、消费行为。文章选取媒介形象、精准营销、互动传播和小众圈层四个变量为切入点，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网红经济”营销模式对大学生实际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精准营销和小众圈层的提升会促进大学生产生实际消费行为，而媒介形象和互动传播对样本大学生消费行为产生的影响不显著。最后结合研究结论，对“网红经济”营销模式未来的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

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有助于推动制造业增长。基于中国制造业以及CRIA工业机器人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院工业机器人安装量每增加1%，制造业产值平均增长0.6%；即使考虑经济增长“惯性”，工业机器人的影响也达到了0.1%至0.4%。进一步地，为了验证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是否与传统要素投入一样存在边际报酬递减现象，文章构建了面板门限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与传统要素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相比，现阶段工业机器人会带来制造业产出的持续增长，没有出现边际报酬递减情况。因此，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乾嘉之世，书法面临碑学审美新风尚的日益盛行，再加之生纸与羊毫笔等新工具材料的广泛使用，一套新的技法体系、特别是其中的墨法尚待建立。邓石如正是得此时代之势，又积勤学之功，充分利用了生纸与羊毫笔的特性，形成了遒润古拙、浑厚苍茫、具有浓厚金石气的鲜明的墨法风格。文章在对邓石如墨法风格形成的内在审美机制的探析过程中，从其墨法与金石气、笔法、空间关系的理论分析出发，结合作品图像分析例证，对其墨法的表现技巧与美学内涵进行深入的解读，以期帮助读者更加立体地认识邓石如在书法史上的影响与意义，获得更多的启示。

史铁生偶然与地坛结缘，地坛融进了他的生命，在与地坛“静默”的“对话”中，他领悟了生命的真谛，并超越社会上的各种成见与观念，对“生死”“残缺”“活着”有了全新的觉悟。值得注意的是，史铁生在地坛中对生命的觉悟，并不是借助于理性思辨推导出来的，而是以“冥想”和“直觉式体验”的方式，在物我交融的心理状态下获得的“顿悟”。它与道家“老庄”所提倡以“坐忘”“虚静”的方式直面宇宙生命、体悟生命真谛的途径不谋而合。思维方式的相似，也让他们的生命哲学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将“残缺”视为万物的本来，将“生死”视为自然的过程。“地坛”不仅是史铁生生命哲学形成的场所，更是其生命哲学的重要构成部分。

贾平凹在十多个文本中塑造了智者形象，表现出作者对智者形象的偏爱。智者在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小说中具有不同的文化意蕴，大致可分为三个系列。一是在80年代的寻根小说中，智者表现了内敛而深沉、寂静而有力的民族精神。二是在90年代后的乡土小说中，智者则隐喻了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由困顿到逐渐没落的过程。三是在新世纪以来的历史题材的小说中，智者在面对战乱、杀戮与人性的扭曲时，表现出超越历史之上的人性光芒与灵魂抚慰。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内公益广告呈现出多层次的广告传播主体、全方位立体化的发布载体、丰富的广告内容、以情感诉求为主的共情传播等创新特色，广告效果有所提升。结合已有的传播经验，今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公益广告传播应进一步充分洞察受众需求，挖掘民族文化特质，汇聚社会智力，发挥渠道联动效益，融入新技术，最大化传播价值。

通过比勘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的四种主要稿本，即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二十卷本，以及上海图书馆藏一卷本、三十卷本和十一卷本，可以厘清该书的版本源流和编纂过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十一卷定本是以三十卷本为主要依据，旁参以二十卷本和一卷本为代表的早期稿本修订而成。焦循对三十卷本所做修订，在内容与体例两方面为十一卷定本之编纂奠定了基础。此后，焦循以三十卷本为底本，综合此前诸本所载考证成果，进行了变更体例、校订讹误、增补论证、改变观点、改换论点等一系列调整工作，最终于嘉庆四年定为十一卷本。厘清《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的编纂过程与版本源流，有利于推进研究焦循的经学成就。

清代，皖南地区涌现出一批在算术领域成就丰硕的学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安徽数学学派。在学派内部，他们凭借家族链和师友链进行知识的直接传递，也依靠阅读著作、互相评陟、彼此辩难、整理著作、作序书跋等方式实现学术思想的交流沟通。互动方式的多元化，推动了安徽数学学派的繁荣。此外，安徽数学学派也依靠相似的方式同其他地区的学者互动，这些学者多来自安徽邻封，印证了学术传播的地域性特征。较为封闭的圈层限制了学术的向外拓展，但同时也有利于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派观点和稳固的内部认同。

《尔雅音义》中“又音”种类繁多，通过整理研究，发现七种类型：“又音”与“首音”音异义同；“又音”为异文注音，首音为字头注音；“又音”与“首音”音异义异；“又音”为字头注音，“首音”为异文注音；“又音”与“首音”都不为字头注音；“又音”与“首音”音同；“又音”为协韵改读。“又音”不仅体现了音变构词现象，同时还反映了后人改撰《经典释文》的情况。

从西方国家引进的儿童动画均有中文配音译制版，如热门动画《小猪佩奇》简体中文版，但其汉语的过度欧化现象明显。以余光中、谢耀基等学者对过度欧化现象的评述为基础，对《小猪佩奇》简体中文版的过度欧化现象进行条分缕析，发现问题包括词层面虚词和人称代词冗余，句法层面前饰和主语过长、被动标记显化和单一化，措辞层面措辞不符合语域要求，对儿童语言学习产生了不利影响。从政府、委托者、译者、审校四个方面初步探讨应对策略，以期政府和影视行业重视此问题。

在现代汉语中，动词“蹲”属于不及物动词，常与处所宾语组成“蹲+宾语”结构，表某人或某物在某处做蹲的动作，除此外，其他类型的宾语一般不进入该结构。然而，由于网络语言环境的特殊性，使得该结构在用于网络交际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现代汉语语法规则的约束。文章从微博网络语言特区“蹲+宾语”新用法出发，探讨“蹲+宾语”新用法的句法结构，进一步分析其语义以及生成机制，发现“蹲+宾语”新用法的产生既符合网络语言新颖独特、诙谐幽默以及高能产性等特点，同时还能体现出网络语言文化中网民的普遍心理以及文化追求。

汉语单句句型划分为主谓句和非主谓句具有充分的科学和实际根据。非主谓句是主谓句以外的句子，其属性并非全然为谓语性质。在对非主谓句进行下位小类划分时应该坚持句法结构标准，并依第一层次结构关系名之。非主谓句的语义指向不同于主谓句，句中某个成分语义指向的对象可能在句内，也可能在句外。非主谓句的主题也存在可能存于句外的情形，但句子的重点或焦点则只能在句内。

研究基于法庭调解语料，借鉴PAC人格理论，对调解主体人格特征进行人际语用探究。结果表明，调解主体人格特征与人际关系息息相关。调解人与当事人双方的人格特征中蕴含的情态表达分别具有目的性和负面性，对人际关系分别具有建构作用和解构作用；人格特征的变化会引起交际主体对人际关系的评价，这种评价在动态协商中实现，为调解提供了可能性空间。根据以上发现，尝试提出基于人格特征的法庭调解策略，以为调解实践提供借鉴。

隐性教育是近年来的学术热点之一，它不一定是从西方“舶来”的术语。近代皖籍教育家江谦很早便谈论过隐性教育，他发现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学校教育过于强调“人人所见之教育”，而忽视了“人所不见之教育”，这是一种片面思维。隐性教育实为“教育之要”，不能低估隐性教育的作用。作为一种隐性教育，江谦指出“心之观想”的内涵、特点及教育作用等，说明应当如何疏导“心之观想”。如今我们处于后疫情时代，“线上”教育快速发展，成为“人人所见之教育”；而“线上”隐性教育的研究不足，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在大学生成长教育的视阈中，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本身具有特殊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等价值内涵。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在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情境等方面的“缺场”，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成长教育的实践效果。因此，高校需要进一步树立“事件就是教科书”的教育理念、建构“五位一体”的教育内容体系、创新“情理交融、悟情促行、知行并进”的教育方法，以更好地满足开辟教育新路、培育时代新人之现实需求。

学业导师制在动画专业教学中实施，并没有改变动画专业的困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学业导师职责过于宽泛，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有效的运行及保障机制，导致动画专业实践教学不足，学生动手能力较弱。地方本科高校主要面向动画公司培养动画制作人才，动画专业教学强调实践动手能力。应以市场为导向，构建合理的线上理论教学和线下学业导师负责的专业实践相结合的教学体系。

新媒体时代，各种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相互碰撞，对大学生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造成了强烈冲击。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已经不再满足当前的教学要求，面临着严峻挑战。与此同时，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也迎来了改革创新的良好机遇。新媒体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转变思想，不断提升媒介素养，创新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搭建互动平台、加强教育监管，才能始终保持先进性，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真正发挥其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