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新解放区乡村社会百废待兴，亟需重塑乡村土地制度以发展经济，土地改革运动应运而生。肥西县通过土地改革实验并组建土改工作队、召开村民大会并倾听村民诉苦、组建农民协会并巩固土改成果等作为宣传动员的路径依托，使得基层干部、农民群众及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子共同参与到肥西县土地改革运动中，以助力土地改革顺利推行。通过追溯与探寻肥西县土改宣传动员的多元主体与路径方式得出：新时代农村宣传动员工作应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围绕中心开展工作；贯彻群众路线，将党的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创新宣传方式，切实增强农村宣传工作效能。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通过对矫正机构和矫正对象进行全面全程监督，在确保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活动顺畅、安全的前提下，使矫正对象回归社会，实现合法矫正和社会治理功能。调研显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队伍、监督内容的侧重点、监督方式针对性等结构体系及其运行存在着弱化虚化社区矫正治理功能的情形。因此，必须适应刑事执行改革趋势，树立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治理思维；发挥市域治理法治化优势，优化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模式；加强队伍建设和智能保障，增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创新理论是青年政治引领的思想基石，用理论武装青年就是要善于用青年易于接受的语言和方式，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青年化阐释工作。受到青年欢迎的沉浸式体验项目是党的创新理论青年化阐释实践的特色载体。在沉浸式体验融入党的创新理论青年化阐释实践中，仍然存在阐释变形、变调和变轨等现实困境，应以把准“为党育人”的阐释旨归、汇聚“赋能融合”的阐释合力和打造共同创造的阐释情境等对策应对。

现行破产重整信用修复制度存在立法体系化不足、监管部门权责模糊、信息治理能力较弱、差异化动态监管模式阙如，以及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掣肘破产重整企业信用修复的高质量、高效率运行。云原生架构与金融、物流等领域的融合已经取得良好成效，其分布式架构、DevOps、去信任化等技术特性与破产重整企业信用修复的系统化构建契合度较高。在现有的信用法治框架下，应进一步完善破产重整信用监管体系，厘清监管部门职责，提升监管部门的信息治理能力，加速构建差异化动态监管模式，助力统一大市场建设。

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救济、惩罚和威慑三大功能，是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重要手段，对维护竞争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现阶段，在不正当竞争规制领域仍存在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不合理、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不明确、惩罚性赔偿额度设立不合理等问题。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应当进一步完善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明确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合理设置惩罚性赔偿金额，以此促进公平竞争，推进我国经济发展。

构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已成为实现区域协同创新发展以及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关键战略。为此，基于创新生态观，选择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并结合NCA和QCA两种方法，从组态视角分析我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完备的技术创新主体网络是驱动区域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存在“知识创新主体-均衡型”“技术创新主体-均衡型”“协同共生-均衡型”3条区域高创新绩效的驱动路径，存在5条区域非高创新绩效的驱动路径，且存在非对称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各创新主体之间以及创新主体与市场环境之间均存在替代关系。研究能够为优化区域创新布局、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探讨什么样的区域创新生 态系统才能更有效提升区域创新绩效，以及不同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些引领性建议和可能性举措。

文章以皖南古村落为研究对象，利用抖音平台137个样本视频的13 357条评论数据，探析抖音短视频对皖南古村落旅游形象传播效果。研究发现，宏村、西递等古村落在短视频传播中占据显著地位，其独特文化和建筑风格是吸引公众的关键。视频发布者和接收者在认知形象上展现出显著趋同性，突显了传播内容对公众认知的塑造作用。发布者多倾向于客观正面宣传，而接收者情感反应则更为主观多元，体现了个人经历与价值观对情感反映的影响。发布者的情感表达能够显著影响接收者情感，强调了传播媒介在情感传播中的关键作用。基于此，研究提出创新传播策略、精准引导受众认知、实施情感传播精细化管理及深化情感分析技术应用等建议，以期推动古村落旅游形象传播与发展。

明清才女的别集大多为男性亲属在她们身后编定，删改的现象非常普遍。以嘉道间著名女诗人汪端的《自然好学斋诗钞》为例，在汪端去世次年道光十九年（1839）分别由夫家和母家刊刻了陈文述刻十卷本、钱塘汪氏振绮堂刻五卷本两个版本，内容相差巨大。十卷本完整收录汪端诗作，五卷本则大加删改。这两个版本塑造出汪端不同的才女形象，体现出编者陈文述、汪适孙基于不同立场的才女观。陈文述将个人情怀、自我认同寄托于才女和女性文本，汪适孙则强调才女及其作品的家族和地域认同。汪适孙在删选诗集时暗中淡化陈家痕迹，凸显汪家存在，可视为这两种才女观在女性别集编选这一场域的角力。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以李杜为宗”，对李杜诗的定位别于历代最具代表性的唐诗选本，突出李杜地位，在李杜互补的思想下构建起重视杜甫、兼有李杜的诗歌审美理想。《唐诗别裁集》中其他重要诗人的选诗便是围绕此诗歌审美理想进行的。沈德潜注重寻绎李杜与这些诗人的诗歌源流关系。厘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以李杜为宗”的具体表现，以把握他的选本如何恢复李杜在唐诗中的核心价值。

徽州地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中出现忽视对乡土文脉的延续等问题，亟需寻找一个与时俱进的方法深入探讨传统村落的景观特征、景观基因以及应用价值。文章以西溪南村为研究对象，形成位置、布局、环境、建筑、文化五大要素体系以及十六项具体识别指标，梳理总结西溪南村景观基因图谱，剖析西溪南村景观特征信息，挖掘景观文化基因，把握景观发展特征，修复自然环境载体，定位文化旅游地形象。据此进一步提出以“挖掘景观信息元-厘定景观信息点-构建景观信息廊道-修复景观信息网络”为主，以西溪南村为实践案例的徽州传统村落保护策略。

全面抗战时期，为提高陕甘宁边区整体文化水平，文化学习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受到党的高度重视。在文化学习过程中，部分干部及战士在思想上存在畏难、松懈等倾向，甚至对学习文化的意义有所怀疑。为指明文化学习的前进方向，延安《解放日报》大量报道文化学习模范，其思想上重视学习、实践中方法得当、日常中学工兼顾的形象得以塑造遥除深描其事迹外，《解放日报》亦注重通过诠释模范事迹进行话语表达。《解放日报》所报道的文化学习模范展现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各方的文化学习图景，对当下“学习型政党”建设而言无疑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

抗战时期，新四军在敌后义无反顾地坚持长期抗战，给日伪等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的同时，自身也有极大的伤亡，因此能否持续稳定地获取后勤物资、保障官兵的生命安全就显得极为关键。受自然环境及残酷的战争影响，新四军后勤保障工作的开展异常艰巨。新四军立足于战局，灵活机动地采取包括取之于敌、取之于己、取之于友等方式，从生活、军械和医疗三个方面来满足全军官兵的军需补给需要，有力地保障了全军官兵的生存和作战行动，为部队的发展壮大和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总结其经验启示，对于开创新时代强军强国新局面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晚清末年，日商西泽吉次占据东沙岛，中日交涉由此展开。作为革命派代表报纸之一的《神州日报》，对东沙岛事件的报道颇具特色。一是注重对日本报刊相关舆论的转载评论与谬说的纠正；二是在东沙岛维权中融入了近代国际法与经世致用的意识；三是对东沙岛事件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揭露晚清外交弊端，强调海疆治理的重要性。对《神州日报》的报道内容进行系统研究，不仅可以管窥晚清先进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于海疆危机的理解，亦可探究其借助报刊所传递出来的国际法、外交因应、海疆治理等新知，以及其在唤醒民族意识方面的担当。

明清时期四部保定方志中的《列女传》收录了大量得到官方认可的女性事迹，文章根据其收录情况探讨女性入传标准并总结其原因与影响。总体而言，女性只有节烈、孝行、才智、长寿、多子等几类事迹可以入选《列女传》，不同方志之间列女类目与数目的增减能够反映对女性评判标准的改变，同时亦可反映时代背景的变化。鉴于方志《列女传》的书写模式化，入传女性的行为事迹需要从更多维度进行关照，不能简单地视为强制和压迫。

“德育为先”的教学理念在大学生教学培养过程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但是该理念在实践中的落地生根仍然任重道远。文章通过系统梳理以生为本的高校德育内涵，分析高校大学生普遍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思想道德伦理问题及现实境遇，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德育目标体系、以时代元素丰富道德规范体系、以实践活动培养学生自主性、以个性化差异导向德育过程四个层面，构建新时代以生为本高校德育的实践路径。

抗美援朝精神是党和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取得的宝贵财富，是民族力量和智慧在战争中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新时代在地方高校传承抗美援朝精神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应有之义，有助于激发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师生的文化自信和培养师生的斗争精神。当前，在抗美援朝精神传承中还存在着传承内生动力不足、传承氛围不浓和育人资源挖掘不够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地方高校加大抗美援朝精神传承力度，将其融入到课程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网络育人等人才培养各环节、各领域，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汇聚磅礴的精神力量。

高校科研实验室作为“双一流”建设前沿阵地，承担着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型人才培养以及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文章通过文献研究、归纳分析等基本方法。从科研实验室组织体系、管理制度等方面分析普通地方高校科研实验室运行现状，提出通过深化管理组织体系，建立科研实验室专职管理队伍，完善科研设备管理、实验室准入、安全管理、责任追溯等基本管理制度，以及积极探索运用物联网技术等具体对策来解决当下科研实验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