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区域文化视角下基于叙事设计、文化符号、用户三者间的关联性，探讨三河古镇文创产品的叙事设计方法。通过挖掘三河古镇文化类型、感知文化内涵、提取文化符号对该地区文创产品进行研究及设计实践，探索具有地方性特色的文创产品叙事设计策略，总结三河古镇文创产品在叙事设计中的一般方法。从多视角、多方面出发提升三河古镇文创产品的创新性、内涵性以及审美性。

历史街区的保护和开发设计近年来越发受到人们重视，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街道空间失序、建筑立面形式破损、文化特色缺失等问题，且对于滨河立面环境的关注研究也较为鲜少。“城市双修”不仅是改善城市环境、提升人居品质、解决城市病的有效方式，也是衔接传统历史街区与现代城市发展之间的必要手法。文章以运漕古镇沿河路为研究对象，“城市双修”理念为指导，针对其沿街立面中的建筑物、建筑构件、景观小品等现存问题，提出整体性原则、历史延续原则、适宜改造原则、审美原则四种改造原则及相应改造对策，以期能够重现沿河街景和古镇复兴，推进运漕文化的传承与宣扬，对历史古镇中滨河街巷立面的改造研究有所裨益。

用人单位根据其行业、发展要求、生产经营模式等制定内部劳动纪律规范对劳动者的工作行为进行管理，在劳动者有破坏生产经营秩序的行为时，用人单位可依据此规章制度对其行使惩戒权，以实现用人单位生产、经营秩序的稳定以及公司利益的维护。但在实践中由于惩戒权缺乏相应的规制，相应法律条文中程度性词语并未界定标准，用人单位的惩戒权易遭到滥用，成为侵害劳动者利益的武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矛盾不断加深。作为行政法领域“帝王原则”的比例原则，目的是规范裁量权，维护相对人利益，对程度上的标准确定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将比例原则引入劳动法规制用人单位惩戒权，用以缓解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研究其价值、应用可能以及规制用人单位惩戒权具体机制，以期为完善用人单位惩戒权提出有益的建议。

在我国经济社会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在全面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节点，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红色文化是赓续党的红色血脉、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应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重要指导思想，总结安徽省红色文化赓续传播中取得的成果和面临的问题，挖掘安徽丰富红色文化的历史渊源，探寻赓续和传播安徽红色文化的有效路径，从而激活安徽红色基因，讲好安徽红色故事，坚持红色文化自信。

文章以《关于2018年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政策出台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对照组企业相比，“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显著增加了实验组企业的创新水平；从企业生命周期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留抵退税”政策对成长期、成熟期企业的创新水平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衰退期企业的创新水平并没有显著影响，相较于成长期企业而言，该政策更能提高成熟期企业的创新水平；在区分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情况下发现，“留抵退税”政策对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企业的创新水平促进效果显著。研究印证了“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为新一轮的增值税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近年来，因公司经营暴雷而使得董事高管承担巨额赔偿的事件频频发生，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选择。通过收集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6—2020年的数据，实证探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并深入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正相关，内部控制在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负向调节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以上结论为完善我国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制度，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通过“百度指数”官方平台提供的相关数据，选取黄山市2019至2020年旅游的日度网络关注度数据，以2019年和2020年分别作为疫情暴发前后的时间范围，对黄山旅游的网络关注度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周分析中，关注度峰值提前到来，说明人们对于出行保持谨慎态度；旅游住宿、出行搜索高峰延后，疫情对旅游出行的影响是显著的。月度分析显示疫情后黄山旅游网络关注度显著下降。民众在疫情暴发后对于黄山旅游的空间偏好逐渐向东部地区转移，对黄山旅游网络关注度变化差异较大的地区大部分处于疫情中心及其周边的“重灾区”。研究结果有助于旅游业对于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及时处理和合理应对，对疫情后旅游业的复苏及后期的推广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普里莫·莱维最初选择用“非虚构”的写作方式直面奥斯维辛，正视曾身处“灰色地带”而产生的羞愧，以书写对抗刻意的遗忘与历史的修正。在长达几十年的写作过程中，莱维逐渐对何为“真实”做出思考，并将非虚构与虚构交织融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叙述空间，在一定程度上绕开或搁置了他提出的“已经死亡的底层受害者才是真正的见证者，幸存者作为例外，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伪见证者”的悖论。在新的叙事空间中，莱维通过使用反讽的修辞手法及建构个人简洁、准确的叙述风格来使其作品上升到“作品性”的高度，在更高的层次上完成见证。

近年来，文化记忆的概念及其载体的研究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文化记忆”最初由德国文化学家扬·阿斯曼提出，他将记忆话语拉入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从人类记忆的外在维度表述记忆的文化与认同功能，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阐释文化记忆的建构理论。为厘清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概念，拟从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检视文化记忆的理论内涵，不仅展现了文化记忆所蕴含的深厚时空，见证文化记忆“空间上永不枯竭的视觉爆发力”与“时间上不会减弱的持续能力”，阐释文化记忆于时空穿梭之中的治愈力；同时，以文化记忆的空间重归与时间重构为切入点，勾画出文化记忆时空建构的动态过程，破解记忆的意义符码，以此探微文化记忆理论的实质与意义。

岛木健作的长篇小说《生活的探求》创作于日本军国主义的白热化时期，是“转向文学”的代表作。小说描写了一位从大学辍学回到农村老家的青年在放弃信仰之后的思考与生活，作品的中心主题是摸索信仰“转向”后如何重新建构身份，是一部特定时代下的极为特殊的修养小说。小说书写的是青年知识分子在自由意志被严酷摧残的政治体制下，凭借社会实践、人格修养来重构身份的历程。该作采用与其他转向文学明显不同的书写策略，通过深刻剖白“转向”的内因，以及细致、真实地描绘农村生活的点滴，颠覆了“转向=变节”的话语秩序，以看似脱离政治的方式来实现理性与情感的统一。

晚明时期，徽州绘画的繁荣，与艺术赞助关系密切。丁云鹏是晚明时期徽州的代表性画家，通过对其绘画生涯的耙梳，可以发现，虽然画家接受赞助的方式仍比较隐晦，但艺术赞助广泛存在，获得赞助的途径也是多样的。徽州画家立足本邑，面向整个江南地区，在获得本邑的赞助外，通过在外徽州精英群体的帮助，顺利地融入了江南士绅名流的文化圈。来自本邑和江南的赞助对徽州绘画的影响都很重要，因此，今天看到的丁云鹏的绘画，既反映出徽州特色的刻书（画）业、制墨业的影响，又反映出晚明的时代思潮和风尚，积极呼应了江南文化圈内各阶层精英的审美需求。

虽然女性性别之痛根源于父权制社会的权力模式，但女性同性暴力常被掩盖于男性统治之下。对同性施暴的女性一方面成为父权制社会的有力维护者，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与帮助了父权制的再生产。由于社会生态的衰变、乡村行政权的异化、农家经济结构的变迁、高度的封建性与新思想的阻断等因素，近代淮北乡村为女性相煎提供了暴力发生的情境。无论是家内族内如母女、婆媳、妯娌等的“亲密她者”，还是没有任何血缘亲情关系链接的“陌生她者”，都有可能转而成为“施暴的她者”。女性的真正解放，不能仅关注如何从男权社会中获得解放，也应同时走出同性相煎的藩篱，推动女性解放的进一步实现。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傅作义部在天津地区的马料征购工作先后经历调查产销情形、成立筹购马料委员会、筹垫差价与供应马料三个阶段。由于军方需量庞大、“命令主义”盛行、采购官价与市价差额甚巨、采购期限太短等原因，致使天津市政府征购与供应马料工作一直陷于亏累不堪、穷于应付的状态。而在征购马料期间，傅作义和天津市政府亦未有效动员民众并获得社会各界支持，反而充斥着强征、强买、摊派募款等反民意行为，加速了国民党丧失民心和政权道统性崩塌进程。深入探析该时期马料征购过程，为今人认知国民党军队后勤补给的真实样态与其流弊提供鲜活个案，并可借此窥探国共内战环境下国民党军方与地方政府的博弈。

清末民初是国内新旧思想交锋的重要时期。值此之际“迷信”一词由日本传入，而后在文人界掀起讨论热潮。新式知识分子凭借敏锐的嗅觉，率先对“迷信”做出反应。由于新式观点的强势崛起，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呼声日渐消亡。但通过对民国方志中“迷信”史料的梳理，发现“迷信”的传播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呈现出初期、中期、后期的多元化发展路径。这种复杂建构过程的揭示需要充分结合新旧知识分子观点，才能清楚了解传统语境下“迷信”的另类状态。现从“迷信”的指涉对象、新旧知识分子的融合与冲突以及“迷信”与“反迷信”之间产生斗争的诱因入手，用以探析传统视角下近代知识分子对“迷信”传播的真实反应。

林译的“讹”可谓俯拾皆是，一直倍受争议。除了翻译，林纾能文、能诗、能画，共同构建了其古文家、文学家、画家等多元身份角色。从译者角色化入手，以《冰雪因缘》为个案，通过对原文和译文叙事手法、伦理价值及视觉审美三方面的分析，重新认识林纾的多元角色与林译文“讹”的生成机理。研究认为。林纾的各种社会化角色相互交织，互为补充，对林译的“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译者角色化有助于正确认识林纾对译文的各种调试和改造行为，从而更加全面客观地透视其社会人本质及翻译的社会化过程。

作为“讲好中国故事”和“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传声筒，外宣翻译是联系国与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其文化活力源于不同符号和编码之间的翻译。然而，当前研究却鲜少从符号学视角深挖外宣翻译文化内涵和意义。通过分析洛特曼文化符号学与外宣翻译的契合逻辑，以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文本”“对话”和“符号圈”等理论深描外宣翻译文化符号意涵，从“元语”认知、“文本”意涵、“对话”释义、“化学”延伸四个维度对外宣翻译进行分层阐释，依此验证洛特曼文化符号学对外宣翻译的方法论指导作用，佐证洛特曼文化符号学对外宣翻译研究具有普适性的观点，为拓展外宣翻译研究视野，丰富译界研究内涵，服务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提供理论指导。

二语学习者的交际意愿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外语焦虑等个体差异因素和教师行为等课堂情境因素一直是研究的热点。本研究收集了497名安徽省部分高校非英语专业学生的问卷数据，旨在建立学习者英语交际意愿、外语焦虑和教师即时行为假设关系模型，借助AMOS17.0验证该模型，探讨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发现，外语焦虑越低，或者教师即时行为越显著，学习者的交际意愿越高，而教师即时行为对外语焦虑没有直接影响，即教师即时行为未能缓解外语焦虑。这一结论补充了英语交际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也为大学英语教学提供了教学启示。

历史学专业是人文属性较强的传统基础学科，课程应用性教学具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在新文科理念下，需充分挖掘专业内部课程资源、调动外部教学手段、融合交叉学科方法等深化其应用性教学。在课程设计方面，应加强相关应用性要素的呈现，如教学理念的设计要展现文化自信，教学方法的设计要融会他山之石，教学内容的设计要彰显社会需求，教学目标的设计要厚植家国情怀，特别是要重视教学内容的思政元素挖掘、多学科融通以及教学形式的多层次运用。

“四有”好老师是发展教育的希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希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四有”是好老师的基本素养，“四有”凝聚到一点上就是好老师应具有高尚情怀。高尚情怀是好老师第一标准、第一素养，是“四有”的情感基础和情感动力。好老师要具有高尚情怀必须厘清“高尚情怀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高尚情怀和怎样才能具有高尚情怀”等问题，探究好老师高尚情怀基本内涵及其价值成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