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的三大苏区之一。在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根据地的干部队伍在数量、质量、产生上存在人数紧缺、思想政治问题突出、依赖委派制度的问题，迫切需要进行干部教育。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积极进行干部教育实践，如依托军校、党校、训练班提升干部的综合素养；创新干部考察方式，从实践工作中提拔优秀干部；开展全党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以上实践，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党的干部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增强了干部的军事技能和实战能力、锻造了大量地方革命斗争骨干、提高了干部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优化了干部队伍的阶级成分、加强了党内干部的纪律。

历史记忆是历史认同的基础，历史认同是薪火相传的前提。“四史”教育有助于大学生正确认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辉煌。百年征程纷繁复杂，须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整体性和递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造性和唯一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性和斗争性讲清楚、说透彻。同时要紧扣大学生群体特征，在创建机制、创新载体及创优内容上下功夫确保教育实效。

新时代以来，大学生党史教育在全面融入思政课教学、第二课堂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党史教育也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如学科定位不明晰、师资整体水平不高；课程体系不够优化、教学内容重复交叉；教学改革滞后、信息化程度偏低；实践教育内涵不深刻、主体参与性不强等。为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党史教育的实效性，要明确学科定位、提升师资水平，要重构课程体系、优化教学内容，要挖掘党史教育资源、融入课程思政，要加大教改力度、提升信息化赋能教学水平，要利用好红色基地、厚植实践内涵。

焦姥信仰的流传已有一千八百余年的历史，并在现当代成为巢湖地区重要的地方信俗。焦姥传说的文本从《三国志》逸文到现当代的演绎，已经形成数十个版本。文本层累的背后是焦姥信仰不断适应时代变迁以及与外来信仰之间张力的体现。而焦姥信仰的常量体现在其封闭性的特征之中。经过上千年的流传，焦姥信仰的范围始终限定在巢湖地区。这种封闭性与焦姥信仰本身、官方敕封的程度、巢湖地区的民风民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焦姥传播的封闭和当代焦姥普世的价值并不矛盾。充分利用好、挖掘好焦姥信仰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将有利于提升巢湖地域文化的话语权。

三国时期的环巢湖地区是全国最重要的必争地和主战场，留下一大批闻名遐迩的三国军事文化遗存，形成了一系列三国军事文化资源厚集带。环巢湖地区三国军事文化资源在地理分布上具有一个脉络分明和要素齐备的完整结构，总体上可概括为“四核三带两区”。资源类型丰富而全面，可分为古城砦、古战场、古工程、古遗物、古墓葬、军事交通、军事思想、历史故事、名将形象和历史事件十个大类。研究环巢湖地区三国军事文化遗产的遗存类型，有助于推动军事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

阿伦特的个人责任理论是其伦理思想的重要议题。立足于阿伦特对个人责任在法律层面与伦理层面的区分，分析在两个层面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并重点关注伦理层面个人责任的判断标准与困境，借此剖析阿伦特对康德判断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这一工作不仅有助于理解阿伦特思想的伦理关切，更有助于深入思考和探究现代社会的个人责任问题。

必然-偶然因果关系说、相当因果关系说与客观归责理论的结果归属均是一种典型-非典型模式。该模式与常识主义刑法观、刑法客观主义以及报应性与预防性的关系形成内在契合，因而至今仍是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范式。但是，典型-非典型模式不仅根基不稳、判断不准，而且无法适用于共犯领域。摒弃典型-非典型模式，是从结果归属不确定性泥潭中脱身的必由之路，也是构建单独犯与共犯统一归责模式的思想基础。

2021年实施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规定了彩礼返还的三种情形，但过于概括式的规定对司法实践的指导价值却不尽如人意，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现象需要得到重视和解决。运用实证分析法对2020年安徽省法院做出的95份裁判文书进行归纳分析后，发现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彩礼返还责任主体不明、彩礼财产范围不明和彩礼返还比例分配标准尚未形成体系等问题是造成同案不同判现象的重要原因。针对实践中出现的实际问题，需要通过明确彩礼返还主体、明晰财产范围和丰富完善彩礼返还比例标准体系等路径解决，并将无过错原则等新规定融入具体对策中，为法院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时提供有益参考。

人民法庭地处乡村社会，一直承担着维护地方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责任。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涉及到广大乡村社会一系列利益调整，会引发诸多矛盾与冲突，对当前人民法庭参与乡村社会司法治理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人民法庭要适应乡村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参与乡村社会多元化纠纷解决、正确处理法律规范与村规民约之间的关系、完善乡村社会诉讼网络及充分利用多媒体信息技术、加强法庭自身建设等几个方面有所作为，从而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网络口碑逐渐成为电影行业中消费者作出购买决策的重要依据，从而对票房产生较大影响。基于情感分析方法挖掘网络文本影评中的情感信息并将其量化，研究影评数量、影评情感值和前期票房收入对电影档期内票房收入的影响，建立票房预测模型。对2016—2019年中国内地上映的国产电影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以上1周的票房收入、发表于前1天的网络口碑数量和发表于前1天的网络口碑情感值为自变量建立的票房预测模型能够有效预测电影档期内的票房收入，且模型也可在稍加改进以后对其他产品的销量作出预测。

伴随着全球茶叶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安徽省知名茶叶区域品牌存在的问题越发凸显，如品牌建设意识淡薄、茶叶企业品牌竞争力较弱、公用品牌“搭便车”现象严重等。文章结合安徽省知名茶叶区域品牌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针对性提出以下四点优化路径：基于地理标志的独特品质优势，构建茶叶区域品牌的质量标准；构建龙头企业为核心的茶叶区域品牌，形成品牌集群效应；完善科技服务体系，促进茶叶产业链生产智能化；借助信息共享和文旅融合，赋能区域品牌生态建设。

“亭子间文人”最初由毛泽东提出，但学界对其概念的界定游移于泛化与单向化两端。“亭子间”的空间压迫映射于文人对“近端秩序”与“远端秩序”的感知，前者使其在与棚户区底层工人、上海普通市民的相处中呈现异质性面貌，因此距“大众文艺”亦远，后者在纵向形态上通过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学场中心的比照中显映“亭子间文人”的边缘性窘境。与此同时，“亭子间”的飞地特质，使得青年文人的聚居生态进一步被塑成，并加强了左联的力量。两代“亭子间文人”沿着文学生产机制的上升途径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但“亭子间文人”中产生的分化亦具有更大的阐释空间。

人物画于清朝绘画中极为常见，在画论中亦有大量文字记载。文章通过对古籍整理及分析相关“肖”至“肖品”的演变，逐步深入对清朝时期“肖品”观念内容的阐释。对“肖品”观念产生、绘画中如何运用及表达的问题做出探究，通过多个层面进行分析，以期呈现出“肖品”观念中整体的内在框架。

威伯恩是十二音序列音乐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也是该技法最忠实的追随者，在其十二音序列音乐创作中，充分体现出个人风格特征。文章运用音乐史学上的一般陈述方法，从宏观角度对二十世纪上半叶十二音序列音乐的形成与发展进行简要概述，同时，对威伯恩十二音序列音乐创作进行回顾，最终通过对其多部作品的分析，从音高、节奏、对位、织体四个方面展开研究，总结其作品中的主要技法特点，探究威伯恩与十二音序列音乐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以期有助于推进威伯恩与十二音序列音乐的研究。

明代的翰林院秀才由前代科举中的“童子科”发展而来，专门选拔天资过人、聪敏伶俐的幼童以作储备人才。他们由地方官员或朝中大臣推荐至京，经考核通过后便可入翰林院读书学习经义和书法，在学习的同时亦需要在翰林院参与相应的书办工作，最终可直接授予官职，或选择通过科举入仕。这一制度使这些有特殊才能的幼童得以迅速成长，也为明王朝选拔出一批专精人才，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官场一时的滥举之风。

民国时期，在上海卷烟市场的带动下，安徽地区开始种植烟叶构建原料市场，投资建厂形成卷烟制造产业，并加强长江三角洲之间的区域贸易，各市场要素不断积累，逐渐摆脱外商的垄断，从初期的小规模单一性消费市场逐渐演变为产制销综合性的商业市场。安徽卷烟市场的发轫带动了本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体现了民族资本发展的进步性，但也存在滞后性、分散性、依赖性和脆弱性的历史局限，是民国时期我国工商业经济发展同时面临危机和机遇的时代缩影。

数字时代的发展给传统的中国典籍英译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典籍亟需复译创新。立足数字时代的创新需要，平衡典籍复译的专业性和通俗性，扩大普通读者受众；根据读者的阅读需要，借助非语言媒介的帮助，推动典籍复译研究数字现代化进程，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发展局面；针对传统译本向数字译本转变的需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推动中西译者合作模式以及推动资深译者和青年译者合作，打造一支专属的、可靠的精英团队。这些新思维有利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为实现中国典籍英译和中国文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思考。

家风家训类典籍是兼具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文学的双重载体，这类典籍的海外传播也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突破口之一。该类译介近年来因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热议而受关注。学者将研究重点侧重于该类典籍的理论性指导和文本分析上，虽有较好成果，但对翻译实践的具体指导甚少。通过对该类译介活动中的典籍文本和参与主体分析之后，指出当下译介的困境所在，进而建议采用外部支持、宣传渠道和译才培养三位一体的模式来优化和改进家风家训类典籍的译介活动，特别是专业翻译人才培养和多元化传播渠道的提出，来补充和完善译介活动，旨在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外宣添言献策。

民国初期，民族危机、乡村破产、教育和生活分离等问题突出，陶行知从教育救国角度出发，意识到劳动教育于国于教于人的价值，并从“劳力上劳心”角度对劳动教育的内涵进行了构建，提出了劳动教育的本质、目的、内容以及方法等。他尤为关心和重视劳动教育的实践向度，通过学校开设课程、打造劳动校园、举行运动会、编写诗歌等形式积极推广和普及劳动教育，并量化了劳动教育评价标准。陶行知对劳动教育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对大中小学校充分认识劳动教育价值、因地制宜开展劳动教育以及健全劳动教育实践体系等方面提供了启发。

跨文化能力是新时代大学生所必备的能力之一，跨文化能力培养已成为广受外语界关注的话题。运用“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评价量表”对地方高校英语专业学生进行跨文化能力测评，发现该学生群体跨文化能力较弱。通过对教师和学生代表访谈，发现学生、教师、学校三方面的因素制约着该学生群体跨文化能力的发展。地方高校英语专业在人才培养上要结合自身实际，有的放矢地发展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在厚植学生家国情怀、培养国际视野、夯实英语基本功、提升教师队伍跨文化能力、改进跨文化教学以及营造校园跨文化教育氛围上“多点”发力，积极探索英语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新路径。

新技术不断变革，社会对广播电视学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要求越来越高，这促使学校在专业建设过程中也需要不断对实践教学做出相应的改革。分析广播电视学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总结其发展过程中实践教学所面临的问题，以OBE理念为指导，明确专业方向定位，建构实践教学模式和课程体系，并结合地方院校实践教学的实际情况，提出教学改革策略。

认知信息加工理论强调从信息加工的取向看待职业决策问题，即准确“认知”到生涯选择的内涵是增进求职者职业选择能力的关键。通过对大学生职业决策的基本状态进行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将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因素凝练为“准备不足”“信息匮乏”以及“情感因素”三个方面，并从知识领域、决策技能领域和执行加工领域三个层面提出相应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