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大规模的建党纪念活动，影响深远。不仅其运作模式、纪念形式为后世所继承，纪念话语中的某些内涵也绵延至今，并且形成逢“十”纪念的新传统。在解读报刊史料的基础上，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归纳分析法对这一事件进行回顾与梳理，既能增进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史的认识和理解，又能为当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活动的开展提供一定借鉴。

以安徽省小微企业减税降费调查问卷的数据为样本，基于有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税收因素与非税因素对企业活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有助于小微企业活力的提升，特别是税收负担的降低，对激发小微企业活力效果更明显，并且减税降费对员工规模小、纳税信用等级良好的企业活力激励效果更为显著。同时，员工素质、盈利能力等非税因素也会直接影响小微企业的活力，并且盈利能力、贸易摩擦还会通过调节减税降费政策来间接影响小微企业的活力。据此，提出要关注具备一定规模的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水平；警惕非税因素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减弱影响；提高减税降费政策的针对性，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提升企业自身的纳税评级，以及时准确享受政策红利等建议。

百度指数是大数据网络调查的重要数据来源，采用百度指数进行统计分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分析在乡村层面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注需求程度。在研究周期内，对乡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注度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且在特定的几个时期里热度快速上升；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了“精准脱贫”“乡风文明”“农村供给侧改革”等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部署，在实现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很好地发挥了价值引领作用，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精 神，是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道德支撑。

基于区域竞争力理论，从“软实力”和“硬实力”两大维度构建了区域综合竞争力定量测度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提取了经济综合因子、教育科技因子和居民生活水平因子，运用熵值法赋权，对安徽省16个地级市区域综合竞争力进行实证评价分析。研究发现：安徽省各区域综合竞争力差距悬殊，两极分化严重；排名靠前的城市大多数距省会城市相对较近，总体排名稳定。排名靠前的城市在“硬实力”上的表现优于“软实力”，而排名靠后的城市表现相反。同时，找出制约各区域发展主要因素，提出相应建议措施，以缩小各区域发展差异，提升综合竞争力，加快区域协调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生态文化是人类为适应多样性生态环境的生存模式之总合。为适应生态环境，皖北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老街文化，文化特色鲜明。其主要类型有商业文化、管仲文化、红色文化、饮食文化、戏曲文化等，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地域文化价值和旅游文化价值。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街文化保护与发展问题值得关注。文章从生态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出发，对皖北老街保护与发展的重要性、问题及原因分析，提出保护皖北老街空间机理特色、采用分区保护与发展模式、构建皖北老街文化创意生态圈等保护与发展策略。

舒斯特曼提出的“戏剧化”艺术理论，既体现了语言分析哲学的基底，又受到实用主义美学的影响，注重定义的有用性。艺术定义的有用性在于通过艺术品实体或艺术本身的审美重要性来采取某种立场，从而增进对艺术的审美理解。“戏剧化”艺术理论具体包括上演时框架预设的语境性以及生动性所带来的强度刺激感。作为戏剧化的艺术，前者聚焦了语境内容，使其与现实生活内容区分开来，成为“非现实化”的艺术作品，而后者力图在展示过程中完成自身强度的输出，刺激个体的心理感受，旨在带来艺术的生动性与生命力。这二者之间的张力平衡了自然主义的审美经验与历史主义的社会框架之间的矛盾冲突，使之共存，具有理论生长性。

薛时雨根据清代八股文衡文标准及授文、选文经验提出“遵‘清真雅正之旨’”“其法度必宗乎古，其体裁必合乎今”“洁净”与“藻采”三个创作主张。在学习八股文方面，他主张“不专诵章句”“知山水之乐”“观感有资”与“磨砻砥砺”，而其最终目的则是为了光大儒者之业。研究薛时雨的八股文主张，对进一步研究清代八股文的风貌及薛时雨的文学观、教育观都具有新的意义。

为了建构社会对于抗疫记忆的群体想象，国家话语体系下的医疗类纪录片不断涌现。《中国医生战疫版》凭借其看似粗粝却真实有力的影像风格，全景化地勾勒了抗疫群像。运用文化记忆的理论对该片的修辞方式重新进行审视，可以发现《中国医生战疫版》在记忆实践、叙事结构和符号提炼上的独特之处；同时，纪录片以一种重构的文化记忆介入当下的历史，对医护群体投射了全社会的关怀。另外，经过记忆叙事之后建构的身份认同，也占据了“抗疫”舆论场上的话题优势，为医疗类纪录片的生产实践，提供了新的方法与途径，并创造出新的官方话语传播景观。

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既展现出对黑人悲惨处境的同情悲悯，也体现出对白人文明的尊崇敬佩。身处于殖民主义盛行的西方社会，康拉德在服从主流话语与遵循内心之间挣扎纠结，复杂情绪弥漫在整个文本间。文章将运用“颠覆”和“抑制”理论，从殖民话语、男性至上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这三方面来探讨康拉德对于殖民者主流话语摇摆不定的态度和复杂情绪。

1912年4月，上海租界内发生了一起日本人谋杀中国人的刑事案件，引发了热烈的舆论讨论与关注。此时正值中华民国初创，政权更迭，内外形势复杂，经过中方努力交涉，该案最终以中方胜诉，日本人被判以无期徒刑并赔款结案。此案件的处理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权与民权，为日后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借鉴。通过这个案件可以关注到近代中国人在领事裁判权限制之下谋求权益最大化所做出的努力，为领事裁判权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桐城县城修建于隋大业九年（613），明万历四年（1576）在隋代旧址上改建砖城，迄今已逾一千四百年历史。县城外部依托山水的屏障之效及人工修筑的防御设施形成特有的两层城防设计；县城内部布局既是管子因地制宜的城市规划思想与古代仿生象物营造理念双重影响下的共性产物，又是将古代都城规划思想体系融入到地方城市规划中的典型案例，重点体现出县城具备军事防御及政治教化的职能，同时也为现代城市规划提供了些许启示。

“张龙公”信仰是颍州地区产生的地方信仰，民间传说将当地人张路斯神话成龙，在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借由地方官员利用职务进行推动和文人士大夫诗词文章广泛传播。“张龙公”信仰在北宋时繁盛一时，南宋之后由于战乱、天灾的影响，颍州经济、文化遭到破坏，也不再具备唐宋时期的重要地位，“张龙公”信仰难以维持。明清时期淮河流域自然灾害频发，但“张龙公”信仰只固定在颍州及周边几县，地方社会丰富着这一时期“张龙公”神话的内容，社会力量也参与到信仰的延续之中，“张龙公”信仰同时也影响着地方文化与历史记忆。但明清时期信仰兴衰受到“灵验”性的影响，并难以再向外传播。

碑刻文字作为出土文献的一种，是研究古代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俗字是正字系统的补充和后备力量。承接汉魏六朝之势，北周及隋代俗字依然繁芜，是汉字史研究的宝贵材料。正因文字俗体纷杂，造型奇异，导致这一时期的碑志释读困难，已有碑志整理成果常常存在误释俗字的现象。文章择取其中十二则俗字进行疏证，以此校正已有释读错误，亦为近代汉字及汉字史研究提供参考。

新闻既可以看作报道者站在受众的立场上做出的话语表达，同时，新闻又涉及传信功能，因此应将新闻话语作为一种特定的话语来分析。研究尝试将新闻语境与话语分析结合起来，对新闻语境下的“有望”由内而外进行考察，从句法位置、语义辖域和共现成分等句法环境，到新闻语篇内“有望”所在小句的语义关系，再到新闻语境中对“有望”话语功能的探讨，运用立场表达和传信范畴等理论对立场表达功能和传信功能进行阐释。

在风险投资、证券募股、跨国并购、项目融资、房产交易等诸多国际商务活动中，相关的商务英语文本翻译经常出现词义空缺现象。基于功能对等理论，国内外翻译界对词汇空缺给予了深入的研究。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官网上的商务文本为主要分析对象，其中多次出现包含bring-down的合成词，准确理解和翻译这些合成词可以推断bring-down的对等中文词汇。通过翻译实践分析，直译策略无法有效解决词义空缺现象，音译、意译和替代三种策略能帮助读者清晰全面地理解相关合成词在文本中的含义。在翻译实践中，采用增加商务背景的翻译策略能最优程度上解决词义空缺的难题。

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劳动教育有机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对培育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实现立德树人目标，具有重要价值。劳动教育有机融入思政课，是在掌握劳动教育本质与高校思政课各课程内容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遵循合理的融入原则，以达到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的目标。实现劳动教育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需要从三个方面发力院提升教师的劳动教育意识，提高教育主体的积极性；创新思政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劳动情感；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增强学生的劳动实践自觉。

儿童哲学教育有利于推进学生优良思维品质的培养。哲学理念的引导能够确保儿童哲学教育的发展方向；教学材料的不断建构，师、生双方逐渐克服惯常的不良思维品质，优良的思维品质在不断的磨砺中渐趋提升；教学组织的优化及其探究共同体的民主与自由既是对哲学优良学科品性的忠实践履，又是对教学材料进行创造性建构的条件；儿童哲学教育教学评估的检视重在思维的过程、发现的意义、独立的思考及理性的探险而非评估本身。四者共同构成儿童思维品质提升的发生机制，进而达成学生优良思维品质培养的愿景。

从消除绝对贫困的精准脱贫时期迈入纾解相对贫困的“后扶贫”时期，地方高校资助育人面临着对象、目标、方式和管理上的转型发展趋势。习近平教育扶贫思想为地方高校资助育人转型提供了价值立场和方法路径，是高校资助育人转型的理论指引和基本遵循。构建“后扶贫”时期地方高校资助育人转型发展路径，应当从实现资源分配精准化、资助方式多维化、资助主体多元化、资助管理智慧化四个方面加以探索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