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巢湖流域方言是环巢湖文化的重要表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方言使用现状和方言态度有了新的发展。研究发现年龄、职业和学历能够影响人们使用方言的频率和范围，大多数受访者倾向于跟晚辈说普通话而非方言，导致儿童使用方言的人数越来越少，环巢湖流域江淮方言处于潜在的濒危状态。大多数受访者认同方言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少受访者认为方言在平时已无用处。基于环巢湖流域方言使用现状和方言态度的调查，结合其濒危状态和社会作用，文章尝试从政策建议、路径选择和具体策略三个方面为环巢湖流域方言的保护和传承提出可鉴之策。

景观基因理论在传统聚落的保护与传承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通过基因图谱的形式进行表达，为传统古镇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有效的指导。文章以安徽柘皋古镇北闸老街为例，结合景观基因理论，通过对北闸老街建筑、环境、文化、布局等方面的分析，揭示其景观基因的特征和内在联系，探讨基于景观基因理论的古镇景观改造设计研究。研究针对北闸老街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改造设计策略和方法以及实现方案效果，旨在为古镇从保护与设计角度提供一定的理论和设计参考；通过综合性的设计思路，解决老街原有的布局和功能性问题，强化老街的文化特色和生态价值，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康德与阿伦特对“根本恶”理论的思考，提供了理解恶的两个关键维度：可能的恶与现实的恶。康德的“根本恶”理论在先验领域内确立了人作恶的可能性，而阿伦特则认为极权主义所代表的“根本恶”是无法被理解的现实中的恶。“恶的平庸性”概念的提出，代表着阿伦特对恶的思考发生了转向，即从现实的恶出发去探寻恶何以可能。面对现实的恶，要避免将其仅理解为与善相对立的实体，以免陷入“恶魔神话”之中。康德与阿伦特一致坚持对恶进行“祛魅”，他们认为恶的可能性在于人的自由意志。但这种观点并非神义论的变体。它揭示了人作为道德存在者的本质及其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尽管自由意志表明人类有无法摆脱的“根本恶”，但它也为人们抵制邪恶提供了可能。

彩礼在大多地方婚俗中具有不可或缺性，基于彩礼返还引发的纠纷层出不穷。由于立法对彩礼返还规定过于简略，且各地习俗多样化，致使法院在处理彩礼返还纠纷时考量因素差异较大，影响到司法裁判的统一性。研究以福建省司法裁判为研究对象，分析彩礼返还纠纷司法裁判中存在的不足，建议应在确定彩礼性质范围的基础上参考民间习惯，厘清彩礼返还情形，结合彩礼习俗探究彩礼返还比例，统一“生活困难”认定标准，在法律与习惯融通下进一步完善彩礼的返还规则。

政府间跨域通办合作协议在社会各要素跨区域流动背景下的兴起是现代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的必然趋势，然而目前法学界对于政府间合作协议的类型化研究并不充分，不能及时有效回应行政管理实践中涌现的新问题，理论与实践存有的缺口需要通过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予以缝合。因此，文章在明确跨域通办合作协议的法律定位后，梳理跨域通办合作协议存在的法律问题，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依法行政理念为价值指引，为跨域通办合作协议的法律依据、内容程序、监督保障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完善提供革新思路。

组织情景因素对员工行为、绩效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从组织情景因素出发，探讨差错管理氛围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作用机理，剖析和谐式工作激情的中介作用和中庸型领导的调节效应，并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对350份员工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差错管理氛围正向影响和谐式工作激情，并进一步正向影响员工主动变革行为；中庸型领导增强了差错管理氛围对和谐式工作激情的正向影响，以及差错管理氛围通过和谐式工作激情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相应的管理建议。

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以及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进一步揭示粮食生产基地粮食生产的时空变化特征，可为提高生产面积和产量提供依据。文章基于MODIS数据集获取2000—2022年引江济淮沿线优质稻麦区NDVI，采用最大合成法和均值法以及S-G滤波和多种空间分析方法定性定量地分析了沿线NDVI的时空演变格局。结果表明，引江济淮沿线优质稻麦NDVI月均值有明显差异，水稻在6—8月为快速增长期，小麦在2—4月和6—8月为快速增长期。引江济淮沿线优质稻麦NDVI年均值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引江济淮沿线优质稻区主要集中分布在引江济淮沿线县的东南部；优质麦区集中分布在引江济淮沿线县的西北部，在东南部零星分散，并形成团型集聚区。引江济淮沿线优质稻麦区NDVI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集聚特征，且集聚性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增强。引江济淮沿线优质稻NDVI高聚类区逐步从引江济淮沿线县东南部转移到中部，由开始的零星分散逐步发展到集中聚集在紧邻于引江济淮沿线的区县。

《诗经》的异文化、跨文化研究是《诗经》研究史上一个重要的新视点，不论是对诗篇的解读还是对《诗经》本身价值的重估都是重要的突破口。《野有死麕》简单的文字中蕴含着丰富的“鹿”文化内涵，其与婚姻爱情主题紧密相关，如赠物寄情传统、婚恋礼俗和图腾崇拜等。这些文化内涵不仅可以与《野有死麕》的婚恋主题互相佐证，也能让《诗经》中涉及的礼俗更为明晰，为后续的研究扩展奠定文献基础。

《史记·项羽本纪》塑造了项羽这一极具吸引力与感染力的英雄形象，为后世项羽形象之接受提供了历史基础。至元代散曲家笔下，对项羽形象的接受，显现出与前代截然不同的颠覆性重塑，表现出一种普遍而消极反抗的基调。这种迥异于前代的艺术基调与文学接受，是王朝统治者带来的文化冲击、政治变迁带来的个人价值的虚空、科举之路的中断带来的传统信仰的失落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促成的。个人价值的虚空使得元代文人走向历史虚无，进而否认俗世价值观，隐逸成为元代文人寻求自我价值重建的精神家园。

“明光帝国”，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筹建伪政权的最初试验，为伪满洲国的出现做了铺垫。文章以近代中日报刊史料为依据，梳理相关新闻报道和社论时评，呈现“明光帝国”从筹建到取消的历程。通过对比分析中日舆论的宣传导向，进一步阐述伪政权炮制从“明光帝国”向伪满洲国嬗递、演变的过程，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侵略之外的支线活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迫于形势内迁，并在昆明组建而成西南联合大学。联大学生在生活的苦难与压力以及各方救济无力的情形下，为维持生活与学业，只得被迫从事一系列社会“兼差”。“兼差”活动是联大学生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可以管窥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数以万计贫困学生群体的生活实态。文章通过对联大校史资料、校友回忆录、联大时人日记等材料的挖掘与分析，深入探析西南联大学生“兼差”自救的类型及影响，旨在深化西南联大相关研究。

安徽省立屯溪民众教育馆是抗战期间屯溪乃至皖南地区社会教育事业的中心机构。其因战时屯溪所处的重要地位和剧增的人口而设立。围绕抗战救国中心任务开展工作。通过宣传和教导并举的方式。开展日常宣传、集体仪式、文字阅览、卫生健康、艺术娱乐等广泛多样的事业活动。教育馆虽然总体施教成效有限，但在充实抗战力量、提高民众素质、传播现代文明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文章采用多模态话语分析视角，结合Charteris-Black的批评隐喻分析方法和认知语言学的概念整合理论，建构多模态批评隐喻的认知分析框架，并以60幅“扫黑除恶”漫画为语料，从认知视角剖析漫画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内在含义。研究结果表明，“扫黑除恶”漫画中运用了方位隐喻和战斗隐喻，其目标喻围绕“执法人员”“黑恶势力”和“保护伞”这三个方面展开，结合图案模态、文字模态和多种隐喻建构了多模态“击打场景”“除虫场景”以及“拔伞场景”。多模态批评隐喻的认知分析框架可以深度解释漫画背后含义的生成机制和认知机制，对于深层次理解漫画有较好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校园秘史》围绕一场发生在汉普顿大学几位学生身上的谋杀事件展开叙述，勾勒出少年少女心理世界的嬗变，展现出人性复杂的一面。小说自始至终贯穿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但与传统悬疑凶杀小说中巧合的运用不同，《校园秘史》中巧合的布设并非意在极力隐瞒凶手身份。作品中异彩纷呈的巧合实则构成三重意义：叙述层面上影响情节的发展和悬念的构成；人物层面上展现出主体精神深层的集体无意识运作；外部世界层面上透露出与因果逻辑在世界运行中的关系。通过巧合在作品中呈现的诸种意义，文本传达出作家对客观世界传统与现实的辩证思考。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是当前高校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领域。为突破传统教育学单一视角的研究局限性和消除教育生态失衡现象。文章依据教育生态理念和场域理论，以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路径为主线，统整宏观、中观、微观教育场域及其协同发展关系，建构生态化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场域，以期提升课程思政场域生态合力，构建科学的育人育才机制，实现教育生态平衡。研究结论可为高校开展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参考。

将隐性育人融入高校法学专业课程，其实质是法学内容的课程思政，其形式是隐性育人的法学教育，其任务是立德树人培养新时代的优秀法律人才。为使高校法学专业隐性育人功能得到充分且有效的发挥，更为有效推动法学专业课程教育全面融入高校“大思政”格局中，建议将SAMR模型应用于法学专业课程教学当中，创新我国高校法学专业隐性育人模式。文章分析了当前我国高校法学专业课程隐性育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通过SAMR模型对教学方式方法和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创新，并以商法课程为例，探索SAMR模型下的高校法学专业隐性育人应用路径，为我国培养和造就德法兼修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人才提供创新教育模式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