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巢湖十年禁捕之后，法院对行为人适用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这就为巢湖生态环境提供了刑事司法保护。可就该刑事司法保护而言，因法官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规范保护目的认识不足、生态修复措施与刑事制裁的关系尚未厘清、刑事责任的范围不明、生态修复措施的适用范围未被明确等原因致使生态修复措施在巢湖生态环境的刑事司法保护中未被适用，从而导致对巢湖的生态环境之刑事司法保护力度不够。因此，在对巢湖的刑事司法保护过程中，不断增强生态修复措施的适用乃妥善之举。

以巢湖为例，剖析巢湖环境的污染问题，表面上反映的是人类对巢湖掠夺性的开发和利用，而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遭遇了环境伦理困境。文章拟在环境伦理学视野下研究湖泊环境保护，这不仅开拓了湖泊环境保护研究的新视角，提供了解决湖泊环境问题的新对策，而且对我国各地的湖泊环境治理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意义。

中国共产党一旦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据地，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广大农村，都广泛树立乡村集体典型引导乡村治理，把抽象宏大的政治追求具象化为乡村典型的微观生动治理实践，以其实然性展示新制度下乡村治理的应然性。乡村集体典型不只是根据中国传统和革命经验打造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亮丽象征物，在其历史更替中更是演绎了丰富多彩的当代中国乡村治理故事，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经验。在这些故事和经验中，可以体察到乡村集体典型以村庄治理实现国家意图的努力，或勇于表达对于国家的政治忠诚立场，或具体示范符合国家要求的乡村整合进路，或以超前创新引领乡村制度变迁。

《第二性》回顾了女性被父权制塑造为“他者”的历史，凸显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他者”类似于黑格尔、萨特和海德格尔笔下的“他者”，与自我的矛盾绝对化。为了实现妇女解放，波伏娃提出了两种互相冲突的宏观理论模型，或强调两性之间抽象的和谐，或把女性转化为新的主体并统治未知事物即新的“他者”，而她提出的具体路径则具有模糊性和简单化倾向。究其原因，是作者受到了二元对立思维和两性生理结构的影响，而只有从西方哲学破除本体论神话的整体转向出发，把个体作为多元混生、无穷无尽的空间网络的节点，构建超越二元对立和中心主义的网状关系，才能为两性平等寻求更多可能。

推动区域文明共同进步、加强区域协同立法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目标。安徽省全部16个地级市为促进地区精神文明建设，均已颁行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安徽省立法具有立法时机选择准确、章节及条文频数设置简明、章节名称设定合理等特点的同时，仍存在立法目的缺乏地方特色、文明行为定义存在分歧、工作原则与机制界定不明、发挥表率作用的主体设定存在差异以及法律责任设定不统一的问题。要解决上述问题，加强立法协同是一条可行路径。具体而言，需要通过选择松散型立法协同路径，进一步协商统一法规的关键部分条款，挖掘条款的地方特色，达成“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的立法技术要求。

评价建筑业与经济发展协调状况是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通过综合评价、耦合协调等模型测算安徽省建筑业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水平，并从整体时序和长三角地区比较的两个视角加以分析。研究表明，安徽省建筑业与经济发展水平均呈波动上升趋势，但二者协调水平逐年放缓，主要受建筑业的创新能力和绿色技术、经济的金融结构等要素的影响；同时与长三角其他地区相比，安徽省在经济存增量、产业结构、建筑行业投资等方面的发展不足，且系统协调水平最低，但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增速较大。为此，建议继续完善经济建设，提升建筑业创新水平，加快建筑业绿色发展，进一步提升建筑业与经济发展协调水平。

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是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是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的应有之义。数字普惠金融借助大数据信息技术和创新传统金融服务，增强金融普惠性，刺激居民消费增长。选取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域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一级维度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通过建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产业结构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一级维度和产业结构升级均对城镇居民消费存在支持效应；作用机制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促进城镇居民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沿海、内陆和边远地区城镇居民消费支持效应依次降低。

股权集中度是股权结构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探究股权集中度对股价的影响，采用2003—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非线性视角实证检验了股权集中度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对股价崩盘风险呈现指数型正向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影响股价崩盘风险过程中同时存在“协同效应”和“掏空效应”，但“掏空效应”占主导地位。此外，在考虑东西部地区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差异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无显著差异。

心理韧性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也是个体面对逆境展示出的一种抗逆力，心理韧性为研究旅游者应对外界风险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框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fsQCA）对旅游者心理韧性影响因素的联合效应进行探索，研究发现：产生三类导致旅游者心理韧性降低的模式，分别是“不确定感—消极应对导向型”“人格特质制约型”和“神经质—消极应对导向型”。产生三类促进旅游者心理韧性提升的模式，分别是“社会支持引领型”“积极应对引领型”以及“外部支持—积极应对导向型”，其中家庭支持、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方式的组合是最优路径。本研究根据非对称性因果关系理论来解释条件间相互依赖的组态效应，为疫情下如何提高旅游者心理韧性提供了理论支撑。

张籍指出，韩愈为文“多尚驳杂无实之说”，对韩愈文集作文本分析可知此言非虚。韩愈古文确实表现出“驳杂无实”的特征，反映出其信仰世界中的鬼神观念，形成因素是古代鬼神观念的影响、自身儒墨并用的意识及其早年经历，在早期杂文中已初露端倪，因元和十四年（819）被贬潮州后接触了岭南敬鬼神的风俗得到强化，在潮州的祭神活动和因此创作的一些祭神文和碑志中更加突显，并不背离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传统，而是成为儒家实现政治统治的辅助手段。

明清徽州的视觉图像可分为“高雅”图像和“民间大众”图像两大类，当代安徽油画风景创作者对明清徽州视觉图像的传承脉络清晰，他们以明清时期徽州的画家为榜样，传承新安文脉，对徽州“减笔”视觉图式承继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吸收了新安画派的线性造型、篆刻意味，画面呈现平面化、抽象化的风貌。安徽境内的艺术家，以黄山、徽州建筑、新安自然之景为蓝本，书写文人情怀，承继中有所创新，构建个人心目中理想的风景。安徽油画风景创作者追忆往日的宁静，力图找回往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试图营造一个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精神世界，给人以精神的启迪，引发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晚清县级考棚的大量出现标志着科举制度开始下沉到地方基层社会。以安徽西北太和县为例，用个案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发现该县“宏敞壮丽”的考棚创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为“重抡才大典”，县令雷时夏创建太和县考棚，获得当地李氏等家族支持。太和县考棚选在县治的东南方位，毗邻交通主干道，临近当地文庙，形成科举景观集聚的现象。因其建筑规模较大和保存完好，1903年太和县考棚被改为新式学堂，发展当地新式学校教育。总之，设置考棚是科举至公精神的体现，有利于在地方上公正选才，具有积极意义。

安徽作为淮海战役期间淮海战役总前委（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所在地，战役第二阶段主战场及第一、第三阶段部分阻击战的发生地，为保障我军作战胜利，其境内人民需肩负支前的重任。解放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支前组织不断建立完善以及我党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宣传活动，为安徽人民支前提供了有利条件。在中国共产党及地方各级政府领导下，安徽人民通过生产支前、参军参战、筹运物资、救护伤员等方式积极支援前线。安徽人民的支前活动有力保障了淮海战役取得胜利，推动了安徽解放区面积不断扩大，给安徽乃至全国人民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南京保卫战后，安徽中北部大部分地区相继被日军占领，无数同胞沦为难民，其中包括大量儿童。作为东南战场的重要后方，皖南国统区面临着紧迫的难童救济问题。为此，皖南国民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救济机构，颁布了相关救济法规与实施办法，与民间各慈善组织和其他社会公益人士共同开展难童救济教养工作。尽管其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但它仍不失为当时皖南地区儿童福利事业的一大进步。通过对相关档案材料的挖掘和分析，以实证研究方法探讨全面抗战前期皖南地区的难童救济工作，将有益于拓展安徽抗战史研究。

企业形象是企业在公众心中形成的总体印象，也是公众了解企业来源国的重要窗口。运用语料库辅助批评话语分析法，从标题用词、关键词和搭配词对比分析方面，考察中外媒体对华为公司报道的语言特征及其形象建构。研究发现，中外媒体报道中设置了企业属性和国家属性的双重议题框架，呈现出差异化的话语形式和策略，建构了积极与消极、主体与他者的华为企业形象。结合企业形象的建构动因，有针对性地提出我国外宣媒体提升中国企业形象的应对策略，以期有助于中国企业的国际传播力建设。

犹太裔美国作家索尔·贝娄在其代表作《赫索格》中生动地展现了主人公赫索格在焦虑困境中的挣扎与救赎。文章基于认知视角，旨在剖析赫索格的焦虑症状及表现、认知失调及焦虑产生的原因和缓解策略，认为个体要通过协调认知以及改变、修正甚至重构自我认知才能减少心理紧张和精神压力，进而实现内心的平静和自我的完整统一。同时指出，贝娄实则是在寻找与现实的妥协之道，由此获得精神超越的立足点，但是这一偏理想化的策略也使贝娄的精神超越存有再议的空间。

麦克尤恩的新作《我这样的机器》以仿生人进入人类生活为题材，探索了后人类语境下复杂的人机关系和伦理冲突。在人类与机器共存的空间中，无论是私密的家庭空间还是公共的社会空间都存在不可调节的矛盾与对峙，无法形成多元生命共存的理想共同体，透过权力空间和心理空间得以进一步揭示这一新型共同体崩塌的原因。科技社会化加剧的文明危机、无法消解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仿生人的身份伦理困境是后人类时代到来前亟须解决的难题。

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必须以专业特征和人才培养目标为基础。在专业区分的前提下，对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开展研究，有利于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此结合安徽省“双基”建设的指标要求，指出法学专业基层教学组织在机构设置、职能发挥、优势特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优化路径。打造法学专业示范基层教学组织，必须形成科学灵活的组织建制，充分发挥教学建设和教学改革职能，在质量文化、办学思路、实务技能以及学科竞赛等方面，形成特色鲜明的专业优势，以此强化法学专业基层教学组织的职能，提升新时代应用型法治人才的培养质量。

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建设是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在新文科框架下的改革和创新，也是媒体融合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需求。但当前部分高校在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上普遍存在着定位模糊、特色缺失、盲目跟风、知行分离的现象，亟需对人才培养的路径进行优化。据此，研究提出了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一二三四”改革路径，即以立德树人为中心，抓住守正为本、创新为王两个重点，从知识结构搭建、全媒体业务技能培养和专业素养提升三个方面着手，构建“文理+新旧+知行”三维融合式人才培养模式，探索“高校+政府+媒体+企业”四方协同育人新格局。

音乐基于人类的实践，音乐美的发掘依靠审美实践，音乐美育是培育音乐审美的重要途径。新时代的音乐美育早已不再是单一的以“审”为主的机械音乐教学，学生个体、社会环境与音乐美育作用的发挥密不可分。随着身体哲学、第二代认知科学的重现，身体从“遮蔽”的黯淡中迎来“复兴”的光明。具身认知以全新的视角走进音乐教育，赋予音乐感知与情感体验独特的身心合一的教学模式。在音乐美育中探寻具身的情境性、情绪性等表征，以具身认知建构音乐美育教学，通过身体使学生深化音乐的美，体验情境中的音乐，成为拥有独立完整的身心共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