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包括疟疾在内的各种疫病在广西猖獗流行，给当地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也影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中央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科学有效的防疫措施，对疟疾流行严重的地区进行重点指导。广西地区在中央卫生防疫方针的指导下，在开展疟疾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础上，经过严谨的科学论证，制定防治规划，成立防疫机构，培训医学人才，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对广大群众开展疟疾防治的卫生宣传教育，力图从根本上控制并消灭疟疾的传播。经过积极防治，广西地区的防疟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为此后的疟疾防治积累了经验。

民族卫生工作关系到各族人民的健康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少数民族地区严峻的医疗卫生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政权通过完善基层卫生组织、组建巡回医疗队、开展卫生宣传教育、群众性卫生清洁运动等方式，不仅使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得到迅速发展，防疫卫生网络初具规模，防病治病工作取得很大成效，天花、鼠疫、性病等严重危害各族人民健康的疾病基本消灭，疟疾的大面积流行得到控制，其他疾病亦显著减少，缺医少药、疾病猖獗、人口下降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通过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凝聚了人心，增强了少数民族同胞对新中国的向心力，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 的社会进步事业。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施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最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无为县是江淮一带的人口大县，人多地少，农业集体化时期农业发展停滞不前，改革的内在驱动力较为强烈。万里主政安徽时曾多次前往无为考察指导，使得无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进在全省居于前列。通过考察和分析无为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演进的过程，探讨当时中央、省以及地方上关于责任制改革的态度和措施，以还原无为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在地方戏曲的产生、发展、传播和创新过程中，记忆始终是隐藏于其间的那条主线，关于时间、空间、声音、文化、社会、历史等多元记忆的融合是地方戏曲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独特而重要的风格性基石。将地方戏曲的记忆作为研究对象，以安徽庐剧为例，从音乐、语言和空间三个维度来探究地方戏曲记忆的内容和方式。音乐记忆中包含了传统戏曲、地方民歌和当代音乐等内容；包括各地方言和官话在内的语言记忆始终在地方戏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记忆以唱词、音乐和程式等文化符号形式出现，反映和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件和百姓生活的真实状态。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命题。中国共产党成功开辟并积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洋溢着“主义”的自觉与文明的自信。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包含着如何认识这一成功典范给予世界现代化的经验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以独特道路拓展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新途径，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世界现代化的新类型，以中华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针对《理想国》中洞穴隐喻提出的核心问题——哲学家何以进入政治生活，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解读：“强制论”与“说服论”。然而，“强制论”导致城邦正义与个体幸福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柏拉图的正义理论不能自洽；而“说服论”既未充分论证哲学家统治城邦的必然性，其所依赖的“说服”理由也与哲学家自身的追求相矛盾。这两种解释都不能充分说明哲学家为何要进入政治生活。“爱欲”为哲学家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模式。它是哲人重返洞穴的内在动力，也是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根本原因。通过爱欲，哲学家能够将对理想的追求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行动，从而使城邦的正义与个体的幸福达成一致。

我国《民法典》第34条第4款是监护制度背景下为应对突发事件而确立的临时生活照料制度，但由于缺乏深厚的理论研究和丰富的实践探索，导致该条款的理解适用存在许多争议院突发事件的前提条件不明、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状态存疑、临时生活照料程度未定，以及费用承担不清等问题。同时，在司法实践中，援引该条款作为判定依据的案件以特别程序居多，司法适用性有待加强，迫切需要对该条款进行完善，限定条款语义，从而达到保护被监护人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

文章基于迁徙理论，构建了推-拉-锚定模型，从驱动效应及锚定效应视角出发，探究电商直播背景下Z世代对农产品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通过对214份调查问卷使用SPSS 25.0及AMOS 23.0进行信效度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驱动效应中推力因素（直播体验）、拉力因素（农产品特征）会对消费者信任产生正向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购买意愿，消费者信任在驱动效应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锚定效应中锚定因素会正向影响顾客惰性，进而影响购买意愿，且顾客惰性在锚定效应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基于该研究成果，农产品电商直播应增强直播间直播体验、提高对推荐农产品的选择标准及关注观众的情绪状态，如顾客的惰性状态。

政策性小额信贷是助力和巩固脱贫攻坚的重要信贷工具。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政策性小额信贷对脱贫户收入的作用机理；进而，基于贫困县脱贫户抽样入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实证分析了政策性小额信贷对脱贫户的增收作用。作用机理分析结果表明，政策性小额信贷可以提高脱贫户的生产活力，满足脱贫人口创业所需的资金需求，通过激励约束作用，增强脱贫户收入增长的内生动力，进而创造和拓展脱贫户的收入来源。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政策性小额信贷有效地促进了脱贫户增收，脱贫户所在村属性、户主年龄、扶贫就业项目和产业带动等是影响脱贫户获得政策性小额贷款的重要因素。平衡性检验结果表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特征变量经过匹配后均无显著差异，证明了政策性小额信贷增收作用的稳健性。

面对充满异质性、难以定义的现代性议题，本雅明选择将现代性本质问题外化为游荡者意象，通过对游荡者的追踪和观察，以马克思主义批判性态度和历史现象学的方法发现现代都市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在历史和空间的维度中构建现代性的现象学，并阐明现代性思想的基本内涵。本雅明通过敏锐的体验捕捉现代性的直觉碎片，从生存空间、心理状态和批判性几个方面塑造了作为现代性辩证意象的游荡者意象，通过分析本雅明现代性思想之中的游荡者形象，可以发现游荡者形象的特质及其理论价值，深入探究现代性空间之下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展现出本雅明对待现代性的辩证批判态度。

汤显祖的一曲《牡丹亭》声震曲坛，其影响延续至清代徽州女性剧作家何佩珠之《梨花梦》。何氏对于《牡丹亭》的模仿不仅局限于剧情、人物的设定，而且继承了剧中浓郁的人文关怀，更深入地呈现出现实女性的复杂情感。汤显祖和何佩珠都从女性困境着手，展现出各自女性主人公杜丽娘和杜兰仙从“无所适从”到“救赎解脱”的复杂心路历程。由于故事风格和情节的差异，以及男女作家性别、情感需求的不同，杜丽娘和杜兰仙的形象各有风姿。对比男女作家笔下不同女性形象，不仅可以窥见女性形象的变化和发展，更是了解明清女性作家精神世界和情感追求的重要抓手。

昌耀的故乡情结最初呈现为思乡与思亲的情感渴求。归来后昌耀的生存境况得到改善，青海成为昌耀的第二故乡，昌耀的故乡情结由原初地域情感性的思乡之念升华到精神的思索，并构筑了自己的精神原乡。在由感性到精神的转化过程中，生存的意义被放大，乡愁从最初的地域情感之念转变为形而上的生命体验，因此昌耀的故乡情结并非仅限于地域、情感的思念，而是由三个层次构成：一是第一故乡的地域情感之念，是身处异乡对故乡的怀念；二是历经波折归来后对精神原乡的守望与建构，是对自我精神理想崇高感的顶礼膜拜；三是哲理性的乡愁，是从形而上的角度思索对生命本质和生命之乡的终极关怀。

荞麦在明至民国时期是贵州广泛种植的粮食作物，其种植有着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通过分析历史文献和地方志，旨在探讨该时期贵州地区荞麦种植的问题。由于贵州独特的自然条件及外来移民、政治力量和积谷备荒思想等因素的影响，荞麦在贵州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其分布随时间的推移在种植区域上呈上升趋势，种植面积随时间的推移呈曲折式发展态势。数百年来，荞麦的食用、救荒、文化、药用等价值对缓解贵州的饥荒之苦、促进贵州经济多元化发展和丰富贵州饮食文化多样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明至民国时期贵州荞麦种植进行研究，能够深化对贵州荞麦种植史的认识，开发贵州荞麦资源，打造绿色高产荞麦经济带，发展荞麦特色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

狱制改良活动是在理论因素、实践因素、直接因素和根本因素共同作用下兴起的，标志着中国监狱现代化转型的开端。狱制改良活动以建筑改良为首要问题，明确“以日为师”的目标后，促成了放射式监狱布局的建造，这一选择的内在动力与现实需要，可从圆形监狱、放射形监狱的思想基础中寻找根据。清末狱制改良对放射式监狱布局的选择，不是简单向外国学习的结果，而是社会巨变对监狱建筑提出了具体要求，该要求投射到放射式监狱布局之上，这个过程展现了与中国现实需要相适应的规律。

《石乡行》是澳大利亚作家亚历克斯·米勒的一部和解小说。有别于其他和解小说的书写形式，作者通过“文学绘图”的方式打破白人与土著之间的隔阂，表达了当代澳大利亚白人社会寻求与土著民族和谐相处的愿望。小说中的“文学绘图”主要表现为地理绘图、文化绘图与认知绘图三个层面，从整体和地方、有形和无形、个体和群体的角度摹写土著社会文化和现实困境，增进白人与土著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帮助澳大利亚人直面历史和过往，在“想象的绘图”中克服集体意识中的错位感及存在焦虑感。

审美现代性关注感性和欲望，对立于启蒙现代性，是对后者理性的反拨和纠偏。后者崇尚理性和工具性，是科学技术对自然和社会的全面征服。作为一个“处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叉点上的作家”，劳伦斯很多小说中都出现了艺术家的形象，表现出鲜明的审美现代性特征。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塑造了三类艺术家的形象：孤傲骄纵的冒险艺术家戈珍、放荡不羁的伦敦艺术家们，以及冷血艺术家洛克。这三类艺术家分别对应于劳伦斯的艺术观、颓废的代言人和工业文明的倡导者，展呈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和对生命哲学尊崇的审美现代性。

《论语》“兴于诗”章的诠释研究因争议过多而难有定论，即便其相关的古注已汗牛充栋，此章仍存在解读的空间。目前的诠释研究偏向于古典注疏，甚少结合海外的英译进行展开。古今中外的注疏和译本都有一个缺陷，多侧重于该章的方法义，忽略其所蕴含的境界义。研究结合海外学者的英译本《论语》的解释和孔子诗乐思想，提出“兴于诗”章借“诗”感兴乐感，来培育人的音乐秉性（方法义），以实现儒家君子情感意志与经典的统一（境界义），乃至天人合一。

1993年，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被加拿大汉学家杜迈可译介到西方，题为Raise the Red Lantern。该译本基本上还原了原小说的故事内容，译出了小说的主要情节，但是女性人物形象却发生了一些改变。通过深入解读中英文本，并对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进行对比分析，可发现英译本至少在女性人物的人名、对话语言和动作等方面进行了改写，导致原小说所建构的女性人物形象发生改变，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女性人物的性格设定特征，进而削弱了女性形象的艺术呈现效果。

EFL教师跨文化教学能动性对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胜任力的外语人才至关重要。文章基于社会文化活动理论，探究校本专业学习共同体如何促动EFL教师在跨文化教学中的能动性发挥。通过收集分析反思日志、访谈、课堂观察等数据发现，专业学习共同体围绕跨文化要素开展针对性的学习活动，合作学习氛围和社会网络支持，激发教师探索跨文化教学动机，促动教师构建跨文化教学知识体系，并赋能教师开展跨文化教学与研究。研究不仅从活动理论视角探究校本专业学习共同体对EFL教师能动性提升的促动因素，也为EFL教师跨文化教学能力提升及专业发展路径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法借鉴。

本土音乐融入高校声乐教学，既是高校声乐演唱特色教学的突显，又是对当地本土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同时，对部分高校已形成的相对固定的传统声乐教学模式进行适当地调整和丰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音乐素养。将巢湖民歌纳入巢湖学院声乐演唱专业课堂教学，使用民歌特色教材，借助巢湖本土民间艺人力量进行课堂教学指导，让学生感受原生态的民歌演唱，彰显巢湖民歌内在历史人文魅力，同时加强政校合作，为巢湖民歌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通过各方的协同努力，使得巢湖民歌继续绽放国家级非遗应有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