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至1929年间的陕西反缠足运动，构成了观察近代西北内陆风俗变革与国家权力下沉的重要历史场域。运动初期，在官方监管之下，民间自发成立的“天足会”依托《新秦日报》等报刊媒介，通过舆论劝导与社会动员，初步建构了身体解放的启蒙话语。伴随政权更迭与军政势力的全面介入，以邓鉴三为代表的地方行政体系彻底接管放足事务。这种由社会自发倡导向政府“运动式治理”的路径演变，固然在客观上切实让众多陕西女性免受缠足之苦，却因手段过于强硬、目标过高，凸显出激进施政与基层承受力之间的剧烈张力。陕西反缠足运动的波折演进，不仅反映出当时陕西不同政权统治下的执政特点与社会变革，更深刻揭示了近代强权试图以行政指令重塑乡土伦理时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与历史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