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姚际恒的以情理说《诗》是区别于传统治经原则的新方法。以情理说《诗》分为以“人情”说《诗》和以“理”说《诗》两部分。“人情”说是诗歌创作论，也是诗歌阐释论；以“理”说《诗》中的“理”主要包括情理和文理等。以情理说《诗》是在《诗经》学研究由经学走向文学的背景下产生的。这种转向的外在动因是自宋以来中国文化由“高雅”走向“世俗”，因而以情理说《诗》具有世俗化的特征；内在动因则是明朝八股取士制度的推行，促使以情理说《诗》吸收了八股文评点的优长。